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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的风采
2010-08-20 23:42  

 

  

 

我们为什么读名著. 1

《资本论》导读. 6

怎样读李白. 10

红 楼 赏 析. 20

《共产党宣言》导读. 23

《三国演义》导读. 29

阅读与理解. 38

《茶花女》导读. 41

《君主论》导读. 54

易经、卦爻符与二进制. 74

及其哲学思想探讨. 74

我们为什么读名著

一、构筑精神园

罗曼·罗兰在1904-1912年间创作了《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1940年翻译了这部人类的伟大史诗,少年时代的我阅读它时,曾被那扣动心弦的力量所震撼,作者以深刻的洞察力和睿智灼见向我展示了博大的精神世界,我甚至认为,安多纳德、奥多、弥娜、萨波纳、阿达……这一个个小说中的人物,实质是一种情感、思想的化身。几十年过去,仍抹不去它给我的深刻印象。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不断地自拔与更新。”

罗兰,法国杰出作家,是一个真诚、深沉、热情的,具有高度、多方面文化修养的艺术家。罗兰是怎样建立他的精神家园的?他的回忆录《内心旅程》给我们提供了线索。罗兰忆及自己16-18岁之间的生活,记叙了他与《斯滨诺莎文集》的一段因缘:

“我至今仍珍藏着在奥德翁剧场附近的书摊上买到的《斯宾诺莎文集》,在那些年里,它成了我的生长饮剂。……冬日的傍晚,暗淡的天空一片灰色而阴冷,……一缕微光穿透进来,我在黑暗的地窑里捕获了它。我把它固定在绿色封皮书本的如黑色线条小棍的字里行间。我的视力幻觉模模糊糊,经久不散,终于黑色小棍分开,产生了光华的‘实体’,犹如熔解的金属,充满了我的眼窝,在我的生命里流淌,而且把它消化了;我的生命像一座熔铁炉,把它熔得火花四溅……”

这是罗兰自述一段令人神往的读书经历。高尔基在《童年》中也有一段他对那神奇的文字的精彩描绘,他扑在书籍上,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名著,以它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你进行情感交流,心灵撞击,给你如临其境的感受和体验,虽然它们是朦胧的,若隐若现的,说不明道不清的情思涌动、思绪感悟,给我想象的冲动,这实际就是一种精神的洗礼和锤炼。使你真切地体会到属于你的一个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也本应属于你的精神世界的真实存在。你再去读一读其它伟人的传记吧,你会发现,一个伟人,终其一生,总会有那么一两部伟大的著作长期影响着他。名著使人变得崇高,正如世纪老人巴金所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

请打开“名著”吧!去构造我们的精神家园。

二、人格,在爱中升华

如果罗素说的“回避那些绝对自然的东西就意味着加强,而且是以一种病态的形式,加强对它的兴趣”中的“绝对自然的东西”是指“爱情”的话,那是再贴切也不过的了。因为人是有性别的,“食、色,人之性也”,没有人能逃脱得了与异性相处;当然,也没有谁打算脱逃;而且,人可以在爱中升华自己的人格;甚至,只有经历真正的爱,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根据男女间的性关系,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他分析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就能够判断一个人的整个教养程度。”“这种关系表明,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

恩格斯认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去读一读卜伽丘(意大利)的《十日谈》、阿·奥斯特罗斯基(俄)的《大雷雨》、列·托尔斯泰(俄)的《复活》、小仲马(法)的《茶花女》……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茅盾的《子夜》、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等数不完的文学作品,甚至像《望乡》、《啊,野麦岭》、《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样的影片,你会发现,“爱情”这个字眼,并非从来就是那样光彩夺目,“高尚的爱情”也曾经无耻卑下,它是带着血污泞泥,从沼泽中一点点爬出来的。名著,向我们描绘了人类,尤其是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痛苦挣扎,向我们描绘了人类从朦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艰难跋涉的身影。

爱情是一种奉献,它只能在善良、真诚的土地里生长。“爱情的好处不但在于使我们信任一个人,而且信任我们自己”(罗曼罗兰《母与子》)。读一读普希金《达吉亚娜给奥涅金的信》吧:“……写完了,我不能再读一遍/羞耻、恐惧,令我难以自恃/但我只有信赖你的正直/我对你大胆地呈现了自己。”文明把“性的觉醒”和“爱情”区别开来,使我们在“恋爱的时候”不至于像个失去理性的脱疆小马乱蹦乱跳,不至于倒退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亲亲我我的原始状态,而自觉遵守起码的人的行为准则。学会害羞(这应当是性文化的一种表现吧),学会尊重(尊重别人、尊重自己)、学会负责,表现出人格的庄严和力量。

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让我们在阅读中升华自己,因为“爱情是一位伟大的导师,教我们重新做人”(法国剧作家莫里哀)。

三、做一个自觉的社会人

当我们呱呱落地,从冥冥中来到人世间,虽然我们无可分辨地具有人的形态,包括世界上最复杂的物质,有1000亿个脑细胞构成的大脑,还是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为我们的遗传基因,不具有遗传知识、情感、责任与人格的功能。一个婴儿,还不可能了解经过数千年积累起来的人类文明,还不可能了解现实的社会规范及其对我们的要求。要被社会接受,还需要完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化,即“社会化”。这是一个将自然人转化为能够适应一定的社会文化,参与社会生活,履行一定社会角色行为的社会人的过程。只有完成这个过程,才能进入人类的“长链”之中,成为其中一个环节上的 “材料”。丰富复杂的社会给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好在人们具有理性和分析能力,因此,如何接受教化,怎样选择,成为青年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今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的一个现实。了解人类的发展历程是社会化的重要课题,阅读是重要的方法,名著是最好的教材。它把每个民族每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都凝聚其中,人类最美好的创造汇聚其中。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正是对这些名著(这里也应包括自然科学)的阅读,代代相传,阅读名著是不可替代的。正如泰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说:好的作品,我们在其中所能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从这方面看,一首伟大的诗,一部优美的小说,一个高尚人物的忏悔录,要比许多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历史著作,对我们更有效益……一个作品,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此所以在一些能使人们见到前代感情的写作之中,文学,尤其是伟大的文学是无比地好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名著,是人类的日记。”

你翻阅过我们人类自己的这一部伟大的日记吗?

四、长身体  长知识  长思想

思想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从最广泛的角度说,可用得到蒙田(十六世纪后期法国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的一句名言:“生活即思想。”顺着蒙田的理解,我想,是思想把“生活”和“生存”区别开来。生存,就是活着,只是一种存在同化和异化作用的生命现象而已;生活呢,就存在目的、意义、理想、信念等一类问题,那其中就贯穿着思想。如果确无思想,又要呆在“生活”里,那就要用一句不太雅的话来形容:行尸走肉。生活是一种具有思想的生命存在方式,蒙田的老乡-一帕斯卡(十七世纪著名科学家、思想家),把思想于人之重要,说得更为透彻:“人是一根能够思想的苇草”。人在自然(洪水、山火……)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即使与其它动物相比(跑不过马、飞不过鸟……)也显得十分低能,是道地的一根脆弱的“苇草”而已。然而,人是能够思想的苇草。思想使人充满智慧,洞察自身,发现自己;思想,把人与自然分离开来,既认识到人在自然面前的卑微,又可在有限而易变的人生际隅中,不断超越自身,发掘无限,表现出人的庄严和尊贵来,思想给了我们启示和力量。人生有限,前见不到古人,后见不到来者,是历史中流淌着的一条思想的河,把一个个的人贯穿起来。思想之水,以它的博大、深邃与丰沛,在人们的心底流动,从远古到现今,又流到未来,把有限串连起来成为永恒。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显赫瞬息即逝,不知有多少富贵灰飞烟灭,谁还记得孔子时代的某个达官贵人,某个富贾豪商么?只有思想之水长流不息,永不枯竭。而“名著”就是思想之水的河床(这也正是名著与非名著的区别所在),其中流淌着无尽的思想。读名著,只有傻瓜才只追求词藻与情节,如若那样,那些比比皆是的街头报刊就能让你满足。名著中的词藻与情节,只不过是重建了这条河床的框架而已,而字里行间荡动着的思想,才是名著的真正魅力--常新的魅力所在。在漫长而曲折的人生旅途中,我们需要“来自过去而又始终就在眼前的诗人”的激励,实际上,我们的思想也往往“由死人点燃”(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青年,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也应当是长思想的时候,这或许更加重要。青年,应当接住从前人那里递过来的思想之灯,这是历史赋予青年的使命。

让我们做一个思想者。

五、青年读书——我们的精神初恋

周国平先生的一段话--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书,往往是我们年青时读的某一本书。它的力量多半不缘于它自身,而缘于它介入我们生活的那个时机--说明人生不同时期的读书,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同的。青年时期读的某一本书,往往是作为一个“把我们引入精神世界的诱因!”这本书的性质也“大致显示了我们的精神类型”,而且还“预示了我们后来精神生活的走向!”这就说明了青年读书,不仅“青年”作为一个读书时机是重要的,而且书本的性质,作为一个“诱因”也是重要的。事实上,青年读书,可以理解为我们的“精神初恋”。

爱因斯坦十三岁就痴迷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德国古典哲学名著,作为把他引入精神世界的诱因,决定了他相应的精神品极,使得爱因斯坦到大学时,又选修了《科学思维理论--康德哲学》和其它很多大哲学家的论著,这就廓清了作为大科学家、思想家的爱因斯坦的精神形象,标示出了他一生的伟大的精神走向。

当然,爱因斯坦们是昆仑,我们不过山岳上的一株小草;爱因斯坦们是大海,我们不过是小溪里的一滴水。然而,常人,也应有他的精神追求,也会分出精神的高大与矮小。或许,情感缠绵的流行歌曲,亢奋激越的摇滚、自我陶醉的卡拉OK、武侠小说及无数纺织出来的言情故事,更能迎合青年的好奇、活泼的天性,也的确会给我们轻松、愉快的感受,这也无可厚非。然而,当它们已不是作为生活闲暇中的插曲,而成为我们精神生活的主调时,就可能逐渐地使我们增加一份浅溥,减少一份深邃;增加一份浮燥,减少一分凝重;增加一份懒散,减少一份勤奋。会限制我们对社会、生活、人生的思考,对希望、理想、信念的追求;会对我们一生的生活重心和生活目标发生影响,终使我们成为精神生活中的贫乏者。青年,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可塑性是通过塑造因素的作用而体现出来的。就青年而言,书籍是重要的塑造因素,它雕琢灵魂,改造人性,不同性质的书籍对我们发生不同的影响,使我们成为具有不同精神境界的人。

六、点燃尘世里的智慧之灯

1897年列夫·托尔斯泰70岁,那年,这位世界文化巨人回顾人生,深有感触:“50岁以前,我以为人从生到死的那种生命,便是人的全部生命,因此,这个总要死亡的生命的幸福,就是人的唯一的目的。我一直带着这种思想生活着,并且努力寻求这种幸福,但是,当我照此生活下去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这种幸福根本就不存在,将来也永远不存在……”这位俄国19世纪的大师在50岁时,认识到肉体生命幸福的虚假,这与中国2500年前的先哲孔子在50岁上“知天命”,真是殊途同归。当我读到他的这段话时,对他的辉煌著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似乎有作进一步理解的必要。在物质生活中,人们被名利搅得忙这忙那,把一切努力“变现”,最终兑换成实物,去追求“生命的幸福”。但是,如果我们缺少智慧和思想的支撑,终究会有那么一天,当我们足够富足、足够安逸时,反而可能厌倦人生。

现代作家、画家丰子恺说过:“人生有如一座三层楼,一层为物质生活,二层为精神生活,三层为灵魂生活。”一层的物质生活是基本的生活,但不应是最终的生活。个体的人生活是有的,而人类的生命延续是无限的,有限的人生体验如何得以领悟到精神、灵魂的奥妙,也就是如何在有限的个体生命进程中,尽快地由人生的一层楼上升到二层楼乃至三层楼呢?我想,唯有阅读--对名著的阅读。

名著--大师们的述说,实质上是记录了人类的灵魂轨迹。那里是另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仅让我们看看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大师们为我们塑造的这些不朽人物吧:但丁(但丁)、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堂吉柯德(塞万提斯)、鲁滨逊(笛福)、浮士德(歌德)、冉阿让(雨果)、高里奥(巴尔扎克)、奥涅金(普希金)、聂赫留朵夫(托尔斯泰)、格利高里莎姆沙(卡夫卡)、保尔柯察金(奥斯特洛夫斯基)、桑提亚哥(海明威)、贾宝玉(曹雪芹)、阿Q(鲁迅)……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就是对一个个灵魂的深刻剖析,这是大师们对人身之迷的诠释,这些,仅仅靠我们的有限经历是无法完全体验的,唯有阅读--对名著的阅读,才能使我们有所惊醒。在那里,我们可以经历智慧的洗礼,体验思维的乐趣,听心灵的回声,享受思想的湿润,才能使我们摆脱终日在“物质生活”中的漫无目的游荡,使我们的人生得到升华,真正体会幸福的涵义。只有站有“三层楼”上,才能使我们真正看清身处“一层楼”时看不清的东西,去求人生的真正价值。

名著,实在是尘世里的一盏智慧之灯。

●蔡保兴  安徽工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资本论》导读

——马克思及其巨著《资本论》

许多人都知道马克思及他的巨著《资本论》,但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和基本内容,以及《资本论》的影响。今天我们利用此机会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首先,说一说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和《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一、求学与工作

马克思181855日出生于特利尔,中学毕业后在波恩大学开始学习法律和财政学课程。1836年下半年转到柏林大学学习。此间,马克思经常出入于“博士论坛”,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并展露出非凡的才华。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结识了许多学人,其中有柏林青年黑格尔学派的骨干布鲁诺·鲍威尔等。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马克思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取得在波恩大学做讲师的资格,根据大学章程,他只要取得一个“外邦”大学的博士学位就有可能。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申请了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1841415日,耶拿大学根据他的一篇《论德莫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论文,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授予他博士学位。

1841年的夏天,形势发生了变故,因为布鲁若·鲍威尔批判了福音书,各大学神学系对他开始进行可耻的攻击。除了哈雷大学和科尼斯堡大学以外,所有的大学都背叛了新教的讲学自由的原则,而鲍威尔终于被迫屈服,马克思因为与鲍威尔走得太近,也受到了影响,这样他插足于波恩大学的一切可能性都消失了。

1841年开始,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随后于1842年任该报编辑,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大量的经济问题,诸如“林木盗窃”事件,摩塞尔河流域酿造葡萄酒的农民因破产的问题等这类需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特别是在与奥格斯堡保守派报纸《总汇报》关于共产主义的急诊中,马克思更加深切的认识到用政治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重要性,于是1843年马克思认识到,对于法的关系、国家形式的理解、解释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

二、十年磨一剑

马克思用了10余年的时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为经济学的创作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其中:184310-18452月在巴黎研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写了7本笔记,我们称之为《巴黎笔记》;1845-18483月的经济笔记称为《布鲁塞尔笔记》;1849-1853年留下的24笔记,称为《偏离笔记》除此之外,还写了《哲学的贫穷》和《共产党宣言》,这些研讨和积累的大量笔记,为他进入经济学的写作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三、十年琢磨,打造玉器

马克思经济学的写作时期也大致用了10年的时间,理清思路,逐渐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阶段性的体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其中饮食了三个主要部分:《巴师夏和凯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下游经济学批判》和《1861-1863年经济手稿》;18638-1865年写作《资本论》,186794日写成《资本论》(初稿共四卷,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1867914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四、辛苦的创作之路

马克思在研究和创作的艰辛旅途中,还要克服生活上的困扰,他在青年时代说过一句话:一个作家不应该为谋生而写作,而应为写作而谋生。他后为唯一能够为他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的工作,是他从1851年起在整整十年中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他每期必须为该报写两篇文章,每篇论文稿酬两英镑,有了这笔钱,马克思就能够在伦敦勉强维持生活了,但报业的营业一旦下降的时候,他们就把汇给马克思的稿酬减少一半。

马克思在艰难的生计面前,尤其是在生活来源的朝不保夕方面,和现代无产阶级完全是共命运的。从马克思给恩格斯的集中可以看到,有一次他由于没有衣服和鞋子而一得不呆在家里;另一次,他由于缺少买纸买报的几个便士而十分窘迫;又一次,他为了开到寄稿子的邮资而在城里到处奔走……马克思所遭遇的这种命运本身就已经够悲惨的了,但是更令我们尊敬的是,他自愿地担负起他那长达数十年的殉道者的事业。虽然稍微妥协,他完全有可能不失尊严的获得资产阶级的一官半职,以安度此生,但他拒绝了一切的诱惑。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谈到:“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朝着我的目标前进,不会让资产阶级把我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马克思在他五十寿辰的前夕所写的一段话,言辞里潜含着悲辛。他说:“年已半百,依然是个贫民”。

其次,我们来了解一下《资本论》的基本内容和结构。

1、马克思原拟订的写作计划是“五篇结构”即:

一般的抽象规定;

有关资本的一些范畴;

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形式;

有关生产的国际关系;

有关世界市场和危机;

2、而在不断的深入研究和理论化的过程中,最终写成四卷、十七篇、116章、100多万字。(其中第四卷没有分篇,共18章)。马克思有生之年于1867年出版了第一卷。第二、三卷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第四卷则是其后由考茨整理并分册出版的,第四卷后来命名为《剩余价值学说史》。

另外,关于该书的名称问题,马克思起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名,最后是以《资本论》为题,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3、仅就《资本论》前三卷而言,其结构严谨,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一部逻辑学,其逻辑进程为:第一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即财富是怎样产生的,而资本主义社会则着重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工资--资本积累。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即资本是怎样运动,即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第三卷研究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之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称为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即具体内容的逻辑顺序为: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商品、货币经营资本利润转化为生息资本生产资本与地租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三卷相互联系,是一个有机体。

关于《资本论》的影响,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对资本主义世界和资产阶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文字略)

二对无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文字略)

三《资本论》与当代社会(文字略)

今天的内容就说这些,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

 

 

 

 

 

 

 

 

 

 

 

 

 

 

 

 

 

录音整理:  高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与自动化(011)

●赵子文   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怎样读李白

李白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他那“光临万丈长”“惊天地,注鬼神”的作品,早在唐代就受到了贺之章、韩愈等人的赞誉,唐宋以后的诗人很多都曾到他的诗风的熏陶。时至今日,1300多年来,他仍然是广大读者最喜爱的诗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1995年),《光明日报》及港、台的一些报纸公布的问卷调查,都一致把李白拥上了诗歌之王的宝座。

李白的作品不光在国内备受推崇,而且在国外,在世界上都有广泛的影响。早在1908年,奥地利浪漫派作曲家马勒(1860-1911),就曾将李白的《静夜思》,《悲歌行》、《采莲曲》等诗篇与孟浩然、王维等人的诗歌组合在一起,改编创作了著名的交响曲乐曲《大地之歌》,在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比如日本等国,李白的诗歌更是备受欢迎。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当代的大学生,不能不了解李白,不能不读李白。

怎样读李白?当然不可能只有一种答案。因为读书的方法完全可以因人而异,因条件而异不必拘于一途,不必先进入某一个框框。不要框框,可以因人因条件而异,但这并不等于说,读书没有一点基本规律可循,前人的许多读书经验中就蕴含着一些规律很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孟子曾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这里所说的“知人论世”“尚友古人”,应该说是读书论诗的一条必由之路,而且这与近世人们所提倡的科学方法也不谋而合。因为任何作者及其作品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我们要想真正能够尚友古人,与古人平等对话,真正读懂古人,必须顾及作者的全人必须了解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及精神状态。读其他书如此,读李白也不能例外。

基于这种认识,所以这里先读李白其人,然后再说他的诗,其中涉及李白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和歧见,也顺便作些介绍,以求对读懂李白有些助盖。

一、关于李白其人

(一)李白生平概述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有“谪仙”“诗仙”之美称,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约五岁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清廉乡。其父李客(或谓其真名不详,“客”是当地人对外乐者的泛称),不求仕禄而家境富裕,所以人们猜想他可能是一位巨商。

李白的一生,曾踏遍神州大地,阅尽人间疾苦,曾漫游如画山河,参透宦海凶险,如梦人生,铸就仙风道骨;一世坎坷,悟成似海胸怀。一代诗仙李白,其一生大体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1、蜀中读书和任侠时期:

这一时期,李白从五岁到二十四岁(705724)都是在蜀中度过的。他自幼读书就广为涉猎,“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从书中接受了各种思想的影响,并很早就开始从事诗赋创作:“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其二)。十八、九岁时曾隐居于家乡戴天大匡山,跟随“任侠有气,善为纵横术”的赵蕤学习“王霸之道”。开元九年(721),李白二十一岁,当时文章巨公苏廷页以礼部尚书出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长史,李白于途中求见,苏廷页以布衣之礼相待,并谓其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厚,可以相为比肩”(《上安州裴长史书》)。可见李白那时诗赋已写得不错。

年轻时的李白,不仅读书为学,诗赋“英丽”,而且爱仗剑任侠。他自己曾说:“十五为剑术,编干诸侠”(《上韩荆州书》),“结发未识事, 此交尽豪雄。……记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史襄扬少府皓》)。魏颢说他“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少任侠,手刃数人”(《李翰林集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也说他“少任侠,不事产业”。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他“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东。”以上所说当是真实情况。

此外,由于时代风尚的影响,在蜀中的李白也很早就向往游仙问道的生活,“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咸兴八首》之五),并已与道士交往,有《访戴天山道士不遏》诗可证。二十岁后游峨眉山,结识道友元林宗,求仙学道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2、仗剑远游,求取功业时期:

这一时期,李白从二十四岁到四十二岁(724742)的18年间,都在为追求功业,寻找政治出路而在作不懈努力。

开元十二年(724),李白认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上安州裴长史书》),后来到安陆(今属湖北省),被故相(高宗时相)许国师家招亲,妻以孙女。从此“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秋一动敬亭适从女至颛游庐山序》)。

李白出蜀初期,虽还有任侠举动,如丐贷营葬友人吴指南的义举,在扬州为接济落魄公子,不到一年居然“散金三十万”,但通过“黄金散尽交不成”(《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教训后,基本上结束了任侠生活,将自己的人生追求目标完全锁定在求取功业方面。李白的所谓“功业”究竟指什么?这在他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得很清楚,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空,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海,不是为难矣。”也就是以范蠡?张良为榜样,辅佐君主,建功立业,然后功成身退。这实际上是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思想与道家“知足”、“知止”思想的结合,同时也带有纵横家的色彩。

李白要实现辅佐君王的理想,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通过科举考试,从小官逐步升迁,一直做到公卿宰相;一是走“终南捷径”,隐逸养望,以待明主征名,以布衣一举而为卿相。因李白“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所以他一生不曾参加科举考试,而是选择了养望待举的道路。但是,李白在“酒隐安陆”期间,并未能建立声誉,反而无辜委谤。于是在开元十九年(731)左右,他怀着“济苍生,安社稷”的宏愿,初入长安,隐居于终南山,结识了当时任卫尉卿的玄宗宠婿张自等人,并作《玉真仙人歌》欲献于玄宗之妹玉真公主,请求援引,可是张自未能帮助他。李白终于悲愤地高唱“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径》其二)的诗句,离开京城。后应道友元丹丘的邀请,一度隐居嵩山。当他听到善于奖掖后进的韩朝宗出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州刺史时,他又立即上书,并前往拜谒,希望能得到他的荐举,可是也未能如愿。他只能借酒浇愁,及时行乐,并与好友并游洛阳、太原等地。

开元二十八年(740),已是不惑之年的李白举家迁山东,至于迁家山东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至今不明,可能是家计困难,也可能是许氏夫人去世;但李白自己的说法却是“顾余不及仕,学剑乐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其实,李白当时在安陆已是“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举家迁往山东,而又托以“学剑”之名,只不过是对无聊的谤言的一种反抗而已。

李白迁家山东,究竟居家何处,至今也是说法不一,有说任城(含山东济宁),有说竟州,有说曲阜旁之南陵村……至今虽无空论,但李白“寄家东鲁”二十年之久,这却是事实。不过,李白在山东实际居住的时间并不长。最长的一段,也就是从开元二十八年(740)至天宝元年(742)二入长安前这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两年多中也许因许氏夫人新亡,子女幼小,后又续取刘氏,又离异,所以他即使外出游历,也大都在山东境内。其间,曾隐居于汶上的道教圣地蓬莱山,与孔巢父、翰准、裴政、张叔明、陶沔诸贤纵酒酣饮,论道结缘,人称“竹溪六逸”。这一时期,虽然他也有过游仙思想,但始终未能忘情功业,没有忘记待机一展抱负的宏愿。

3、二入长安,供奉翰林时期:

这一时期,李白从四十二岁到四十四岁(742744)大约两年半的时间,是在京城长安度过的。

天宝元年(742)秋,由于好友元丹丘先于李白被召入京,元丹丘便通过玉真公主荐李白于唐玄宗,于是玄宗下诏征名李白进京。李白奉诏入京时,以为实现理想的机会已到,因此踌躇满志,作《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其情绪之亢奋,可以想见。

李白二入长安,由于是奉诏入京,但此时李白诗名颇盛,所以前辈诗人贺之章见其《鸟栖曲》,叹为“可以泣鬼神”,又读《蜀道难》,而呼为“谪仙人”;而后辈诗人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还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见李白当时确是春风得意。由于人奇事奇,后来便衍生出许许多多“传奇”,诗如李白醉草吓蛮书,令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等等,不一而足,后世并编为小说,改为戏剧。传奇不可尽信,但传记资料与李白自已的诗作是可信的。当时玄宗对李白确实恩礼有加,李白入宫后,唐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围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李阳冰《草堂集序》)。唐玄宗命李白为供奉翰林,并带着他侍从游宿骊山温泉宫及宜春苑等地,还命他作《宫中行乐词》、《清平调》词等,以供自己寻欢作乐。起初,李白觉得能跟随君主左右,起草诏诰,待从游宴,是很光荣的事,他决心“尽节扳明主”(《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并切盼升迁。然而好景不长,至晚在次年秋,谤声又起。其间,玄宗虽也曾想“许中书舍人”予李白(魏颢《李翰林集序》),但终固“张自谗逐”,其事未成。“谗惑英主心,恩疏妄人计”(《答高山人》),李白对妄臣之“谗惑”当然很气愤,于是“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天宝三年(744),四十四岁的李白经被“赐金还山”,离开了朝廷。

李白二入长安,供奉翰林,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使李白对唐王朝的腐败政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的诗歌也渐由亮色转而为郁怒,以至显得渐为深沉,其诗歌风格在飘逸中也时现厚重与苍劲。

4、南北漫游时期:

这一时期,李白从四十四岁到五十五岁(744755),前后十来年的时间,是诗人南北漫游时期,也是其思想极为复杂的时期。

这一时期大抵以天宝十载(751)秋冬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

1)前一阶段,大约七年有余。其行踪大体如次:

天宝三载(744)春,李白离京沿商州大道东行,访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至洛阳,与晚辈诗人杜甫相识,并与杜甫、高适等游历梁,宋一带,杜甫曾有诗记其事云:“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可见李白与杜甫一见如故,相从亲如弟兄的深厚情谊。三载冬至山东旧居。天宝四载(745),李白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李彦允请北海道教尊师高如贵受道,在齐州(今山东济南)紫极宫履行了正式成为道教徒的仪式,并继续在齐鲁境内求仙访道。其实,李白也明知神仙世界是“烟涛微茫信难求”(《梦游天姥呤留别》)的,这些活动只不过是李白的一种精神寄托,用以表示对不合理现实的一种反抗而已。

天宝五载(746)秋,李白曾萌动三下东南之想,因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并与当年岁暮经宋城(今河南商丘)至扬州。此后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李白以金陵(今江苏南京)为中心,南下越中,西游庐山,直至九载(750)秋冬间,始返东鲁。大抵在天宝六载(747)经宋城后至九载末这段时间内,李白已再要武后朝宰相宗楚客之孙女,是为宗氏夫人。宗氏常居宋城,其娘家当在此地。李白一生四娶,据魏颢《李翰林集序》载:“白始娶于许,……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终娶于宗。”其中所纳第三位夫人“鲁一妇人”(约娶于赐金归山之初)当非正娶,而为妾。

2)后一阶段,大约四年。其行踪勾勒如次:

天宝十载(751)秋,李白由东鲁往河南,游汝州(今河南临汝县)经开封北上,复经魏(河北大名县东北)、洛(今河北永年县)诸州,于十一载(752)十月乐至安禄山腹地幽州(州治在今北京)。盘桓三月,于十二载(753)岁初南返,经宋城会宗氏夫人后,便归东鲁会见女儿平阳和儿子伯禽。不久即再经宋城而南游宣城(今属安徽),直至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时,约三年时间,李白均以宣城为中心,往复于宣城当涂、秋浦(今安徽池州)等地,寻仙访道,并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这一时期,李白因被排挤出京,“赐金放还”难免产生弃世的思想;他之所以南北漫游,寻仙访道,正是为了排遣这种“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葵山人》)的苦闷。后来,当他在江南获悉,权臣李林甫在朝国制造冤,好友李邕、李适之等横遭惨死、崔成甫受累被贬时,便立即从弃世思想中惊醒过来,深为国事忧虑。尤其是他北走幽燕,目堵安禄山“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的黑张气焰后,更预感到唐王朝潜在的危机势必会出现灾难,他为此更加忧虑不安。这种忧虑不安,报国无门的郁愤情绪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许多诗篇中都有反映。

5、报国蒙冤时期:

这一时期,李白从五十五岁到六十二岁(755762),由报国蒙冤到客死当涂,是他人生旅途的最后阶段。

天宝十四载(755)冬,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正在皖南一带漫游,后匆匆北上往宋城迎宗氏史人,又托友人往东鲁接儿女。李白携宗氏夫人由宋城往洛阳到画谷关,西上莲花山;接着又南下宣城;经溧阳到杭州,于天宝十五载(756)秋由吴越入庐山屏风叠隐居。当时两京陷落,玄宗西逃蜀中,玄宗之子李亨继位于灵武,是为肃宗。曾奉玄宗之命为江陵大都督的永王李遴(李亨之弟),此时也以抗逆平乱为号召,率水师东下到达浔阳(今江西九江),闻李白隐于庐山,遂“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征召李白。李白在国家危难时刻,抱着“誓欲请幽燕”(《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卸》)的平叛志愿,参加了永王幕府。可是,由于“兄弟闻于墙”,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已为新皇帝的肃宗李亨遂下令李遴回蜀中,李遴刚愎知用,不愿从命,肃宗便派兵征计。结果永王兵败丹阳(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市),李遴被杀,其部下成鸟兽散,李白也不得不仓皇西奔,不久即以“从逆罪”被囚系于浔阳狱。幸亏宗氏夫人的苦苦奔走,总算得到时相江南宣慰使崔涣与卸史中丞宋若思的救援,才得以出狱,但不久又被叛处流放夜郎(治所在今贵州正发西北)。

乾元元年(758)春,年已58岁的李白自浔阳首途流放,至乾元二年,因旱灾,朝廷发布大赦令,李白流放途中,行至今重庆奉节县白帝城时,诏书下列,半途遇赦,遂买舟东返,回到江陵,《早发白帝城》一诗即是当时欢快心情之写照。

李白被赦还后,曾在江夏(今湖北武汉市武昌)一带盘桓,并与地方官员多有交往,其中时任江夏太守韦良宰为李白故交,李白曾作《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希望韦良宰回朝时不要忘了推荐自己。经历了大灾难后的李白仍在为国家担忧,还想为祖国出力。可是他在江夏等了几个月,毫无消息,便于上元元年(760)回到豫章(今江西南昌)与宗氏夫人团聚。不久,他又重游江东,往来于宣城、当涂、历阳(今安徽和县)、金陵间。此时,他报效祖国的热情仍未消退,上元二年(761),当他听说太尉李光弼出镇临淮(今安徽泗县),将率兵征讨渐东袁晁,上十一岁高龄的李白还毅然请缨从军,不幸半道因病而止。李白留滞金陵期间,虽有友人周济,但毕竟是“斗水浇长鲸”(《献从叔当涂宰阳冰》),因此他便自金陵复往当涂,投奔时任当涂县令数从叔李阳冰。

宝应元年(762)冬,李白因病逝于当涂,其绝笔诗云:“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终歌》),临终前,他还在为自己的理想未能实现而抱恨终身!

宝应二年(763),安史之乱平,作为死后哀荣,唐代宗下制,拜诗人李白为左拾遗,因而除“李翰林”外,诗人李白还有一个别称——“李拾遗”。

李白一生的思想是复杂的。他仰慕鲁仲连,有任侠仗义的思想;喜欢游说诸侯,谈论王霸之道,有纵横家的思想经常求仙访道,并亲受道簏,有道教思想,他时又蔑视功名富贵,追求自由解放,深受庄子思想影响。但其一生的主导思想却是积极用世,像范、张良那样,为社稷,苍生做一番事业,然后功成自退,为此他一生奋斗,至死不渝。尽管李白可能实际上并没有政治家治理天下的才能,但他这种政治抱负和报国热情还是极为可贵的。

(二)关于李白家世及李白出生地研究的几个问题:

(略)

二、关于李白其诗

李白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但在文学创作下却充分施展了杰出的才华。他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是古典文学宝库中一份始珍贵的遗产。

李白诗歌艺术的最大特点是融会了屈原和庄周的汪洋恣肆的艺术气概,具有雄奇奔放,想象丰富,超凡脱俗,意境空灵的浪漫主义风格。

下面拟从三个方面作简单勾勒:

(一)内容丰富多彩,形式自由多样:

李白的诗歌内容极其丰富。有的诗歌折射出了盛唐时代英雄主义的艺术主题,有的则表现了蔑视权贵,否定功名富贵的思想;有的诗篇描绘了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有的则充满着诗人对人民艰苦生活和不幸遭遇的关切与同情。上从描写宫廷生活的《清平调》词,下至反映船夫苦役的《丁都护歌》,都真实地描绘出了男女老幼的千姿百态。丰富的诗歌题材,多彩的生活画面,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盛唐气象,反映了唐王朝由鼎盛到衰落时期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至今仍有可贵的认知意义。

李白的诗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自由多样,乐府、歌行、古风、近体、五言、七言,各种形式的诗体都有名篇佳作。尤其是李白的乐府、歌行体诗最为读者所喜爱,而这些乐府,歌行体诗歌实际上都是近于民歌民谣一类。所谓“乐府”,是始于西汉民间的一种诗体名称,在唐代则一般是指按汉代古题另写新词的作品,如李白名家《蜀道难》,即是汉乐府《相和歌?瑟调曲》之旧题,原题多写“铜梁、玉垒(蜀中山名)之阳”;《鸟栖曲》则为乐府《清商曲辞 西曲歌》旧题,即原为江汉一带民歌曲,与吴声歌曲相近;《将近酒》为乐府《鼓吹曲 汉铁歌》旧题,原题多写饮酒放歌,《梁甫吟》则为乐府“相和歌辞”旧题。

所谓“歌行”也是一种民歌民谣形式,“行”是乐曲的意思,说明“歌行”起初也与“乐府”一样,可以配以乐曲歌唱的。据清钱良择《唐音审体》云:“歌行本出于乐府,然指事咏物,凡七言及长短句不用古题者,通谓之歌行。”可见“歌行”也大抵模拟乐府诗风格,形式自由,语言通俗流畅,文辞比较铺展。这种诗体源于乐府,成于魏晋,到了唐代得以兴盛繁荣,并与古诗、律诗、绝句等并驾齐驱而广为诗人们所运用。李白是一位赋予歌行以新的生命的诗人,他不仅汲取了魏晋歌行体作品的精华,而且也发扬光大了“诗言志”的传统。比如他的《长干行》、《北风行》等作品,在抒情、叙事、写景、议论诸方面,李白都发挥得相当精彩,而其内容也具有新颖丰富,为民众代言以及写实性的讽刺精神等特点。

李白一生创作于大量的乐府、歌行体诗,人有统计这一类诗有230首之多,占李白诗歌总数的23%左右,比例相当高,名篇也相当多。这一类诗歌不仅能体以管弦乐羔歌唱,而且也最能反映民众心声,极易在人们心中产生回响与共鸣,因此人们也特别喜爱这类诗。正是李白的这类诗,确立了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二)感性机灵敏锐,个性鲜明强烈:

为了使诗歌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感染力,诗人的感情往往要经过深刻的熔铸,并以机灵敏锐的感性诉诸物象,进而表现出诗人颇具个性色彩的强烈情感。因此,读李白的诗,皆可洞见其肺腑真情,绝无雾里看花之憾。这种艺术效果,不能不说与李白的天性资质相关。

如李白的《独望敬亭山》诗云: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相秀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静夜思》云: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首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月下独酌》(其一)云:

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

这些诗自然而深刻地描写了人间孤独时的姿态与心理。它们不仅清晰地刻有李白情感的个性标记,而且这种情感一旦化为诗人笔下,也最易勾起读者的共鸣。况且这种艺术境界又是其他诗人所难以表现或达到的。

(三)想象大胆新奇,表现又不失准确:

李白的诗歌一向被后人视为浪漫主义的结晶,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诗歌作品经常综合运用新奇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的比喻以及纵横飞动的文字、充沛的气势来创造意象。李白的诗歌很少对生活过程作细致如实的描绘,而多是驰骋想象于广阔的空间,匠心独运,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雄奇、奔放、飘逸的浪漫主义风格。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梁甫吟》、《宣州谢兆楼饯别校书叔云》等诗,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即使写安禄山在洛阳称帝等史实,诗人李白也并不像杜甫写“三吏”“三别”那样对安史之乱做细致的描写,而是让诗人自我从想象中的高天“太清”世界俯视人间,通过“升天”游仙来揭示时局的变化。李白的《古风》(其十九)就是这样的一首诗,诗云: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曵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这里,借助奇特的想象,表现了诗人对帝都仙乡翻成血海膻域的沉痛情感。类似这样的奇特想象,在李白的诗歌中俯拾皆是。为“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雁引愁心去,山街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有此寄》)。上述诗句,李白都在想象自己的心可以离开身体飞向远方,或随狂风,或随大雁,或随明月……从而在天真的想象中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深厚的情感。

诗歌不光要借助大胆的想象,不光要追求新颖巧妙的表现手法,而且更要力求表现准确,二者缺少其一,诗歌就等于失去了生命。平庸的诗人,往往过分追求表现手法的新奇而失去了表现的准确性。李白的诗却不是如此,他所运用的表现手法,他所创造的想象、比喻、夸张等,既新颖巧妙而又不失准确,极其艺术魅力。诸如“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兆楼饯别校书叔云》)、“飞梳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静夜思》)、“白发三千丈,缘愁似固长。”(《秋浦歌》其十五)、“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等等,都是这方面著名的诗句。这些诗句中所运用的想象、比喻、夸张等表现手法,虽是突破现实常规,实现艺术的变形,但仍不失为准确。这说明李白确是属于既能通过细致观察,又能凭直觉而一气呵成,且能准确揭示出事物本质的大诗人。

古人云:李白的诗往往“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读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唐?皮日休《刘枣强碑文》)。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年毛泽东也很爱读李白诗,曾高度赞扬“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风”。并多次抄录李白的《梁甫吟》、《将进酒》、《庐山谣寄卢侍卸虚舟》等诗篇。尤其是当年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以后,毛泽东为了安慰儿媳刘松林,还特地抄录了李白《庐山谣》中的四句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远。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送给刘松林,以示劝慰。今天,在这个讲座结束之际,我也想将李白的这四句诗送给大家。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遇到困难、挫折,也能以李白的这些诗句来开阔胸襟,去迎接各种挑战,从而达到“登高壮观天地间”的境界。              

    

 

 

 

 

 

 

 

 

 

 

 

 

 

录音整理:  汪灿星  工业设计(011)

 

 

●邹 钰  安徽工业大学校报主编

红 楼 赏 析

在鲜花和掌声中,我们请来了校报主编邹钰老师。首先,邹老师对我们的素质教育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指出: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是一个人的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一个人的发展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如能让它们比翼双飞,完美结合,那将是素质教育的楷模和榜样。同时,她特别强调了工科学生读名著的重要性。现将她所作讲座笔录如下: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1715-1764),字梦阮,号雪芹,中国18世纪中叶伟大的文学家,前八十回名为《石头记》,是作者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和着血泪,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后终因穷困潦倒,没能最后完成这部巨著。相传,后四十回由高鹗续写。《红》的问世,使当时的社会出现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风靡状况,“红学”一词也应运而生。

《红楼梦》结构新颖而奇巧,曹雪芹摆脱了中国章回小说的窠臼。改变了读书人那种叙述格的体例,以散文化的描写为主,进行着生活全景的创造,不以情节取胜,而以人情世态和人物刻画见长。曹雪芹借“石头”之口,谈到他的创作原则:“历来野史,皆踏一辙,莫若我不借此套者,反例新奇别致,不过只取事体情理罢了”。曹雪芹的创作原则开辟了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的新境界,最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假寓真为结构,以神话故事、贾雨村言掩去内容的实质,将作品置于扑朔迷离的雾色之中,借用“真”、“假”观念,托言“梦”、“幻”世界,使整部小说按着这一结构铺陈发展,最后营造出一个“生活世界”。

《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围绕事关贾府家世利益的贾宝玉人生道路而展开的一场封建卫道士与叛逆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为情节主线,以贾宝玉、林黛玉这对叛逆者的悲剧为重要内容,通过对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没落过程的生动描绘,广泛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种种黑暗和腐朽,进一步无情地,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运终权尽”的末世,并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覆灭的历史趋势。可以说,《红楼梦》内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克星,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视野,森罗万象,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

正因为《红楼梦》内容含量浩大,所以不同的人赋予它不同的主题:

有人说它是历史小说,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衰亡史;

有人说它是政治小说,隐喻的是康熙朝政;

更有人说它是爱情小说,表现的是宝黛爱情的千古绝唱。

著名文学家王蒙指出:“它有一个宇宙,既丰富又复杂,既深邃而玄妙,既真实生动又意味无穷,你对《红楼梦》”怎样研究都行,是因为你对宇宙怎样研究都行,宇宙的特点《红楼梦》都具备了。议论《红楼梦》就是在议论社会、人生、科学,各种各样的理念、宗教,以至于就是议论政治。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非凡的艺术成就。全书规模庞大,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第一,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展示一部社会人生悲剧,使之更富于哲理,更充满诗情画意,作者天才的创造性吸收和运用了绘画、雕刻、诗词、歌赋、音乐等各种艺术的优秀传统手法,不仅表现在为大众所熟悉的情节和场景上,如宝黛共读《西厢记》,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晴雯补裘,湘云醉卧芍药阴,宝琴立雪,黛玉焚书稿等。还表现在人物塑造上,《红楼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400多个,这众多的人物如“过江之鲫”,纷繁多姿,个性鲜明,生气勃勃,决无重复,囊括了世间各色人形,如林黛玉飘然的身影,诗化的媚眼,智慧的神情,深意的微笑,动人的低泣,脱俗的情绪,奇逸的文思,潇洒的文采……这一切,都是作者凭借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艺术素养培育出来的,从而使她在十二钗的群芳中始终荡漾着充满诗情画意的特殊韵味,飘散着东方文化的芬芳。

二、《红楼梦》中的人物,也是一人千面,曹雪芹在塑造人物上,并没有简单地肯定谁、而是真实地再现了人物的复杂性,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多少读者都试图对这一人物进行总体把握,然而又几乎都有着与脂观斋同样的困惑:“玉之发言,每令人不醉;宝玉之情性,件件令人可笑”。无论从哪一角度哪一层面上进行刻析,都难以把握,难以用正邪、新旧、美丑等字眼妄加论断,曹雪芹似也有鉴于此,才在宝玉未出场之前,借贾雨村之口,做一个思辨性的概括,那就是贾宝玉是一个“时代的怪胎”,“说不上贤,说不得愚,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妄加评论,总摸不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胸臆,何等骨肉”。然而,“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又如恶名昭著的王熙凤,也没有将她写得“全是坏”,而是在“可恶”之中交织着某些“可爱”,从而造成某种“美丑泯灭”的状态,表现出种种矛盾复杂的实际情形,形成性格的“迷人的真实”,使作品中的人物与生活中的人物一样真实可信。

三、《红楼梦》塑造的人物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人们对这些人物的评价总是随着社会形态和个人的遭际作出不同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取向,在这里,林黛玉和薛宝钗表现得尤为突出。林黛玉多情无邪,率真单纯,薛宝钗理智藏奸,心有城府。这两个形象一经出世,使交替沉浮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和社会形态的变幻中,作为个人而言,在失意时能深刻地理解林,而得意时又由衷地爱慕薛;一个社会,在专制压抑的时候,林备受推崇;而国泰民安时,宝钗则被大为褒扬;在文学评论上,大家可以歌颂林黛玉;但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借用王蒙的一句话:“如果你女儿是林黛玉式的性格,非百倒霉不可;如果是薛宝钗式的性格,那她可能有光明的前途。”

《红楼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的卓越成就有国内外都有口皆碑,已故红学家,蒋和森评价道:《红楼梦》是伟大的艺术心灵,这一项巨大的精神工程不仅铭记着形形色色而又含意深长的历史社会风貌,而且还向千秋万代的人们的心里传播着诗情和智慧的火焰。法国评论家曾撰文称赞道:“曹雪芹具有普鲁斯特敏锐的目光、托尔斯泰的同情心,缪塞的才智和幽默有巴尔扎克的洞察和再现整个社会的自上而下的各个阶层的能力。”曹雪芹之于中国,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赛万提斯之于西班牙,歌德之于德国一样。

我们在欣赏《红楼梦》的同时,也可将它与同一时期的作品比较,可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四大奇书都为曹雪芹所借鉴,然后融会贯通,浑然一体,臻于炉火纯青之境,《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给了我们无限的陶醉,使我们更加热爱我国的五千年历史文化。作为一名工科学生,要提高自己的艺术欣赏能力,就必须读书、读名著。然而,在竞争激烈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怎样才能迅速有效地把握一本书的精髓,成为读书最重要的问题。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名家读书谋略吧。

读书而不思考,等于吃饭而不消化。——莫·波尔克

光读书不思考也许能使平庸之辈知识丰富,但它决不能使他们头脑清醒。——法·约·诺里斯

阅读所有的优秀名著就像与过去时代那些最高尚的人物进行交谈,而且是一种经过精心准备的交谈,这些伟人在谈话中向我们展示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们思想的精华。——法·西卡尔

名著之多,我们已经无暇一一问津,要相信前人的选择,一个人兴许有错,一代人也兴许有错,而整个人类不会有错。     ——法·莫洛亚

读书,始终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次有疑,中则节节有疑,过了这一番,后渐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可疑,方始是学。  ——朱熹

再拿《红楼梦》来说吧,它是中国小说史上最伟大的悲剧作品,经过思考与推敲,我们发现这一悲剧主线早已在前文中埋下伏笔,如第一回甄士隐、贾雨村的故事具有笼罩全书命运的作用;黛玉等人都过早死去,确定了小说的悲剧情调;刘姥姥和贾母的对比,更说明了四大家族必然灭亡的趋势;贾宝玉试图超脱于文化规定之外,既具有合理性,实际上又不可能,因为摆脱了文化规定,连宝玉生活的荣国府和大观园都不可能存在;在人物方面,无论是清高孤傲的黛玉,还是知情达理的宝钗;无论是洒脱豪放而又劝宝玉注意“经济”之事的湘云,还是疏于俗务的正派人贾政,或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王熙凤,都无一获得好的命运。

一部《红楼梦》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创了一个时代,它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它的魅力将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我们这一辈人肩负着将祖国五千年灿烂文化发扬光大的历史重任,读名著则是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和手段。

 

 

 

 

 

 

 

录音整理:  朱晋英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015)

●蔡保兴  安徽工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共产党宣言》导读

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正由传统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这种转轨的顺利实现,将意味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和实践的深化,这一理论和实践,到目前为上也不过只有155年的历史,但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一股影响世界格局的政治力量。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以前,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其《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写到:“极权共产主义分子在本世纪初还是一些地下阴谋组织,而现在却统治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他认为他们的民主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人口约占不过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一是一些民主国家。

然而,作为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当代大学生,为了将来对人类的进步事业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我们应该了解《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应该了解《宣言》的基本精神、基本原理以及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因此,我们首先对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和实践的历史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1、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学说的简要回顾。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它开始萌芽时起,就隐含了矛盾的二重特性,一方面是致富欲、占有欲的不断膨胀,刺激着人的潜能的发挥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贪婪成性、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站在这种生产关系对立面的最初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1516年,英国托马斯。莫乐发表了《关于乌托邦新岛既有趣又有益的金书》,简称《乌托邦》;大约在之后的100年左右,意大利一位思想家名叫托马佐。康帕内拉出版了《太阳城》。这两本小岫子通常被视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在标志,其共同特点是以一个旅行家的口吻,讲述旅行见闻中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美好图景,批判当时现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丑陋之处,并将诸多社会弊端的根源归因于私有制。

其后经历了一批人物以法典式方法阐述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批判现在社会制度提出以公有制、社会财富与福利平均为牲的社会主义思想,又被称为是“平均社会主义”思想,其著名代表人物有莱里、马布利等人。

19实际初期,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他们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之所以如此,是以两大事件为背景,一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英国产业革命,二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两次革命使英、法两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阶级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从而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深刻而坞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之上,圣西门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实业制度”;傅立叶设想了他的关于未来社会的“和谐制度”;欧文创造了他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合作公社”……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甚至反对进行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幻想用和平的方法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因此,尽管他们顽强地进行了多次实验,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2、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主要国家逐渐建立了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无产阶级已经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于历史舞台。其重要标志有1825年、18371847年几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空前未有的破坏力震动着资本主义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已经获得胜利的各国国内,社会中的基本阶级矛盾已经不是封建主和农民,而是资产阶级和工作阶级。

在资主义发展初期,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以个别或零星的形式出现。到了19世纪3040年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却进入了有组织的阶段,并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最突出的表现为三大工人运动,即(11831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年英国宪章起动,1838年德国西时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等。他们提出了“作工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他仍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 :“我们所为之斗争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其中英国的宪章运动历时十余年,经过三个高潮,吸引了成百万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中工人无比团结,他们捣毁了厂房和机器,使反动政府不得不出动很大的兵力来维持“秩序”。与这一系列工人运动发展的同时,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们也开始在理论领域寻找那些在工作运动中所提出的问题的签定答案。譬如,工人运动的前途怎样,无产阶级斗争的目的何在,达到这一目的手段是什么。因此,就需要有一种理论来论证工人运动的合法性,并需要一种理论来阐明工人运动的立场,阐明这一运动的目的怎样才能实现。、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克斯在完成了由青年黑格尔派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之后,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

这里提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181855日出生,比恩格斯大两岁,马克思17岁中学毕业;从特利尔中学棽ǘ鞔笱柏林大学,并于23岁(1841.3)大学毕业时向耶拿大学提交了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从黑格尔哲学中得出了激进的无神论结论,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耶拿大学授予了他博士学位。而三大工人运动是在这之前几年爆发的,他们生活的年代除了法国大革命影响外,还有工人运动。当时社会底层酝酿着深刻的矛盾,并时时刻刻的在激化着。马克思本来想象他青年黑格尔派的同道那样去当一名大学教授,结果在21岁拿到博士学位后,德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青年黑格尔派失势,作为忘年之交布鲁诺·鲍威尔也被解除了教授职务,另外大学讲坛上议论也不自由,观此形势马克思比较失望,他便去应聘莱茵报撰稿人,半年左右便成为莱茵报编辑。在当编辑的过程中,接触的一些稿件涉及到当时农民、穷人到山上去捡柴等社会现象的一些经济法律纠纷问题,正是这些经济问题促使马克思意识到不学经济学不行,于是就去钻研它。这便是他研究经济学的最初动机。

恩格斯小马克思两岁,出生在一个较富裕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家庭,中学毕业后去管理工厂。他在工厂经历,使他对工人的生活遭遇有了深刻地认识。恩格斯也是自学政治经济学的,他最早写的一篇经济字的东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做编辑时,大概在是1842年前后,在审稿时发现,这是一个天才,恩格斯提出一套自己的观点,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天才的批判。从这个交流的机会开始,他们开始通信,也可能是心有灵犀或对社会的看法观点及见解一致,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通信大约半年左右,两位天才就开始了他们理论上的、伟大的、终生的合作。这是两人的一点简介。

现在我们再回到当时的形势上来,也就是工人运动。在当时出现了很多工人阶级的组织,德国的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其战斗口号也由原先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必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时,需要制订一个党纲,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如开第二次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这就是不朽的《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月正式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兰德文及丹麦文公诸于世。这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式诞生。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为两大基石的。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以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形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社会政治力量;但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也是有反复的、曲折的,我们可从以下时间界点上大致的追述以下社会主义实践和认识发展的曲折进程;

科学社会主义:

1848.2——1871——1917——1945(1949)——1989(1991)——2001.9.11

而资本主义:

1640——363年——2003

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在155年间有高潮也有低潮,初步显示了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和曲折性;而资本主义自资产阶级获得国家统治权以来已363年的历史,目前世界190多个国家或地区,大多采取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真正富裕的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23个)国家,这些国家原大多曾是殖民主义者,有过原始积累的历史,有的还是靠掠夺起家;但另一方面,还有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的共有49个,这也说明资本主义并未能真正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尤其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因此,资本主义在今天虽然仍控制着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并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中起着操纵的作用,但马克思所分析揭示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因此《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进行论述的一些基本原理,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当然,要注意研究新的情况,新的发展、新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基本原理。

《共产党宣言》由一个很短的引言和四章构成。

“引言”指出了《宣言》的目的。早期共产主义思想运动,在形形色色敌人的咒骂声中产生、成长。发动统治者,提起共产主义谈虎色变。现在该是这样的时候了,共产党人要“向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出自己的党的宣言来对搞那关于共产主义怪影的神话了。”

在《宣言》的第一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简明地阐述了阶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原始公社解体以来,“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表述了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后,便以完全崭新的观点阐明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

《宣言》除了揭示对抗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外,还特别着重地叙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简要的表述了它发展的规律性。《宣言》指出,封建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矛盾引起了封建社会的瓦解。美洲以及通往东方的航路的发现,交易的增加,贸易和航海业的发展--这一切都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原有的生产组织形式都不能适应市场和贸易扩大所增加了的商品的需求,“于是,蒸汽和机器就引起了工业的革命。现代的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批批产业军的统领,即现代的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层等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此确立。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运动和尖锐化,表现在商业周期危机上。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新生产力的性质已经要求用新的更高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当初,使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经济规律,现在又要求改变资本主义自身了。

“资产阶级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的工人阶级也就愈发展。”因此,“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了将运用这武器为反对它自己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宣言》第二章,阐明了共产党人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指出为了无产阶级顺利进行斗争,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

《宣言》指出,共产党人最近目的,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因而,《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一项原理,即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首先就是剥夺剥夺者,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公有制,并迅速得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的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宣言》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的各种谬论,并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他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同时对无产阶级所要建立的未来社会中的阶级变化,如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等等也均有纲领性的阐述。

《宣言》第三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40年代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批判揭示了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驳斥了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并指出了这些高唱社会主义的人的企图,不是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骗人,便是想把历史的车轮向后拉,或者就是想使资本主义制度万古长存。

《宣言》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也作了合情合理地分析、批判。

《宣言》第四章阐述了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主要论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1)共产党人政治斗争策略的基本原理;2)共产党人要努力坚持不断革命:3)共产党人要努力争取车内外大量的同盟者,孤立和打击当时最主要的敌人。从斗争策略的基本原理盾,就是立足现实,参加现实斗争,但不要忘了自己的最终目的,“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赞成一切反对现在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关于不断革命的问题,首先要为实现最近的目的而奋斗,既不能超越,又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关于同盟者的问题,强调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协作;但是一分钟也不能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的意识到资产阶级和元首阶级的对立,共产党人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

最后,《宣言》鼓舞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作为结语:“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耻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在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项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结束语:以上是从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从社会主义学说和实践的简要回顾以及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基本原理方面,介绍了一些情况,希望能加深我们对这部名著的了解;同样是很有帮助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取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在了解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之后,我们对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今天就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  

 

 

 

 

   

 

 

 

 

 

 

 

 

 

 

 

 

 

 

 

 

 

 

录音整理:   高伟  汪灿星 

●路壮志   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老师

《三国演义》导读

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参加我们机械工程学院开展的名著导读活动,今天主要和同学们就《三国演义》的有关内容进行交流和讨论。《三国演义》是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它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同时也有鲜明的思想主题,也可以称的上一部百科全书。今天,我们主要讨论三个问题,即《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崇拜与人才观;《三国演义》与人文精神;《三国演义》中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

英雄崇拜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现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崇拜历史,但基本上都经历了上古时代的神话英雄、中世纪的传奇英雄和近现代的平凡式英雄三个阶段。我们国家的神话史诗不如古希腊发达,古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酒神狄奥尼索斯及火神普罗米休斯等都有自己的生活史和性格成长过程,而我国传说中的女娲、夸父等神话英雄就缺少这些,因此难以成为人们效仿的榜样。我国的封建社会来得早,历时长,朝代的更迭致使战乱不断,所以我们民族的英雄崇拜集中在了能够建功立业、安邦定国的英雄人物身上。

在《三国演义》中描写了很多传奇英雄,“英雄”一词出现频率很高,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曹操煮酒论英雄;三英战吕布;群英会”等。三国英雄以扶社稷、救黎民为己任,因此我国人民对他们的崇拜经久不衰。那么怎么样才算得上英雄呢?作者借曹操的话给英雄下了一个定义:“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用现在的话来说,称得上英雄的人,必须具有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具有王者之度,重视人才。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曹操和孙权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在群雄争霸中取得了胜利。

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在刘备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建安初年,刘备归属曹操,刘备没事时,就在府中后园种菜,关羽和张飞不理解这种韬光养晦之计,对刘备说:“兄不留心天下之计,而学小人之事,何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关、张是把天下大事、黎民百姓放在第一位的。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备吃了败仗,负责保护刘备家人的赵云单枪匹马在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终于把阿斗救出,当赵云把阿斗交给刘备,刘备一把掷于地上,说:“为此孺子几损吾一员大将!”刘备这种处理家人与将领关系的方法,也是他事业成功的条件之一。建安五年,刘备汝南失败后依附刘表,刘表虽然很尊重他,但刘表很小家子气,是一个“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的人,他不让刘备发挥作用。一次,刘表因为确立继承人的问题非常烦恼,于是宴请刘备,席间,刘备上厕所发现腿上的肉长多了,不觉留下了眼泪。入席后,刘表就问原因,刘备说,因为很长时间不征战沙场,人不觉长胖了,时间过得很快,老之将致,功业未成,所以落泪。由此可以看出,刘表的烦恼来自于自家的立嗣问题,刘备流泪为的是天下大事。难怪毛宗冈评道:“刘表为家庭系情,刘玄德为天下发愤。”“刘表下泪是儿女态,玄德下泪是英雄气。”另外,对待许汜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刘备的志向。许汜是一个较有名气的人,但他追求个人享乐,求田问舍,不关心国家大事。一次他拜访陈登,陈登为人豪爽,看不起许汜这种人生态度,于是自己睡在大床上,让许汜睡在下床。后来许汜在刘表的席间提到这件事,表现出对陈登的不满。刘备就对他说,你有国士之风,现在天下大乱,人们希望你忧国忧民,而你却只顾个人,所以别人瞧不起你,如果是我,我将睡在百尺楼上,让你睡在地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刘备始终把济世救民,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理想,他鄙视意志短小的人。

任何时代,追求进步的人总是以建功立业、服务社会为己任的。作为我们当代的大学生,应该吸取传统文化中这些进步的东西,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将来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刘备等人相对照,《三国演义》也描写了袁绍、吕布等目光短浅、为一己谋福利的人,他们最后失败了。如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刘备,袁绍的谋士田丰认为曹操后方空虚,正是一个消灭曹操的好机会。而这时袁绍最宠爱的小儿子害了疥疮,袁绍为此忧心忡忡,不肯发兵,气的田丰以杖击地说:“遭此难遇之时,乃以婴儿之病,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吕布,吕布虽然很英勇,但他是一个见利忘义之人。当曹操攻打他时,谋士陈宫献了一计,结果因吕布的妻子阻挠,致使兵败,命丧白门楼。处于乱世,国不治,家安齐?

袁绍等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把一己小家之利放在第一位,最终彻底失败了。

作为一个以开国英雄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要取得成功,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

曹操集团的发展战略是由大谋士荀彧提出的,他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就是汉献帝流亡在外),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曹操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战略,首先到洛阳迎汉献帝,迁都许昌。以皇帝的名义东征西讨,名正言顺,很快统一了北方。

刘备集团的发展战略在著名的《隆中对》里面,诸葛亮虽隐居隆中,但其社会交往广泛,收集了大量的信息,在刘备三顾茅庐时,为刘备确定了战略方向,这就是:“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进而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刘备也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前期的成功。那么刘备集团为什么会失败呢?这里简单分析一下。大家知道,在三国鼎立中,曹操占天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占地利,有长江天险;刘备占人和。在三个集团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战略在起关键作用,这就是吴蜀联盟战略。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曹操最强,只有吴蜀联合才足以和曹操抗衡。但是刘备、关羽和孙权在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战略上都犯了错误。吴蜀联盟战略是由诸葛亮和鲁肃一起制定的,但孙刘之间的冲突从赤壁之战时就开始了,赤壁之战中,周瑜一直想杀诸葛亮(顺便提一下,周瑜这个人应该说只具备将帅之智,不能算得上一个战略家)。周瑜死后,鲁肃继任都督,孙权屡逼其收复荆州,而关羽也不听诸葛亮“外结孙权”的劝告,刚愎自用,鄙视孙权。在鲁肃任都督的过程中,其委曲求全于孙权和关羽之间,使吴蜀联盟得到了快速发展。鲁肃死后,吕蒙迎合孙权之意,暗中勾结曹操,吕子明白衣渡江,袭取了荆州,关羽败走麦城,最终遇害。刘备为兄弟之小义,舍天下之大义,不顾诸葛亮和赵云的劝告,起倾国之兵伐吴,哀兵必败,结果被火烧联营七百里 ,彝陵之败,元气大伤。白帝城托孤之后,刘备集团虽然有诸葛亮的谋,但没有了五虎上将的勇,只有无忠的魏延,无勇的马谡等,街亭失守,挥泪斩马谡后,刘备集团的人和优势没有了。再加上刘禅的懦弱无能,重用宦官,宦官和外戚夺权分裂,重蹈了东汉王朝的覆辙。

孙权集团的发展战略是由鲁肃提出来的,这就是“汉朝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之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这就是著名的“塌上策”。孙权集团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个战略进行的。

《易传》有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于一个王者,不但要有进取精神,还应具有宽广的胸怀,这就是王者之度。在这方面,刘备做的很好,大家都知道,我们就不多谈了,重点讲一下曹操的度外用人和度外恕人。

首先看一下曹操对待关羽的态度,关羽土山被围,接受了张辽的建议,投靠了曹操,曹操给予了很高的待遇,当关羽得到了刘备的下落后,千里走单骑,去投奔刘备。这时曹操的手下建议把关羽杀掉,但曹操说“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汝等皆可效之。”这对一般人来说很难做到,表现了曹操胸怀的宽大。其次,曹操的气度成就了陈琳。在官渡之战前,为了鼓舞士气,陈琳奉袁绍之命写了一篇讨曹檄文,这篇文章笔锋犀利,很有文采,不但辱骂了曹操,连曹操的祖宗三代都没放过。曹操当时正犯头风病,看了这篇文章后,不觉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从病床上一跃而起,头风病不治而愈,这就是“陈琳之檄,可愈头风”的著名典故。袁绍战败后,陈琳被俘,曹操就问他,你为袁绍作檄文,数落一下我的“罪状”就行了,为何要辱及我的父祖呢?陈琳实事求是的答:“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曹操的手下人都要求处死陈琳,曹操拎其才,不仅不杀他,还为他安排了工作。曹操的大度成就了一个大文学家,后来陈琳名列“建安七子”之一。另外一个例子,曹操占领袁绍的领地后,在袁绍的档案中发现自己很多部下以前都和袁绍暗有勾结,有人建议曹操把这些人治罪,曹操说,在袁绍强于我时,连我自己都担心不保,何况别人呢,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予追究,从此也可看出曹操的胸襟是宽大的。那么可能有同学要问,如何看待曹操杀杨修和孔融的事件呢?杨修和孔融的死不是曹操扼杀人才,而是因为政治因素,杨修在曹操立嗣问题上涉入过深,影响了曹操的全局计划,孔融是拥汉派,所以他们的死主要是由政治因素引起的。

常言说得人者兴,失人者亡。《三国演义》从不同侧面刻画了曹操、刘备和孙权的人才观,用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刘备仁义待人,曹操用人唯才,孙权用人不疑。

首先看一看曹操的人才观。曹操废除了东汉以来完全由豪强地主阶级推举官吏的制度,提出了用人唯才的思想,行动上表现为广开贤路,用人不拘一格。第一,用人不避亲。在曹魏集团发展的早期,曹操把自己的从征故旧都置于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如夏侯渊、夏侯惇都是他的同族弟兄,曹仁、曹洪是他的兄弟,曹真、曹休是其本家,并且对曹休“见待如子”。第二,不疑归从,授以重任。如为曹操制定发展战略的荀彧,著名的谋士郭嘉。屡立战功威震逍遥津的张辽,官至征东将军,曾是吕布的属下将领,当吕布和张辽同时被俘时,吕布摇尾乞拎,请求曹操饶他一命,而张辽破口大骂曹操,说只恨当初在濮阳没把曹操烧死。曹操爱惜张辽之才,不但不杀他,还亲自给张辽松绑,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张辽穿上,并请之上座。张辽很感动,后来为曹操立下了大功。另外还有文聘、庞德、崔琰等都属于这种情况。第三,拔将才于卒伍之间。韩信有句话“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曹操也善于发现人才,如乐进原来是一个帐下小卒,提拔为将军。于禁本是鲍信的部从,大将典韦曾经是张邈部下士卒,华歆和王朗曾是地方官吏和布衣俊秀。曹操能够发现人才,并委以重任,这些人为曹操集团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另外,曹操不但善于罗致人才,还非常爱惜人才,如典韦死后,书中写曹操“再拜,痛哭,昏绝于地”。易州祭郭嘉时,书中写曹操“哭倒于地曰:‘奉孝死,乃天丧吾也!” 这些都表现了曹操对待人才的态度。

刘备在《三国演义》中是一个仁者的代表,他用人的最大特点是以诚义待人。对待自己的结拜弟兄是情同骨肉,对待属下形如知己。

首先看一下刘备和关羽、张飞的关系。刘备与关羽、张飞一见面,就“以己志告之”,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他们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历经千难,出生入死,情同手足,感情深厚。曹操也非常爱惜关羽之才,但他对待关羽只是上马金,下马银,赠送绫罗绸缎,试图利用优厚的物质利益来拉拢关羽。所以刘备对待关、张是真诚的,是同甘共苦的,而曹操只是想利用物质条件来拉拢别人为自己出力,没能得到关羽的辅佐。另外,刘备对待赵云也是知人善任,推心置腹,长板坡之战,赵云为保护刘备家小,在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张飞等人都认为赵云投降了曹操,刘备却坚定的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事实证明,刘备的诚心换来了赵云的忠心。

其次,我们看一下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诸葛亮是中国古代“士”的一个杰出代表,我国古代士人的理想不是做一个王者,而是做一个军师,一个王者之师。一方面可以使自己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崇高的地位。诸葛亮也常常自比管仲、乐毅,司马徽等人把他比做“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刘备对待诸葛亮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刘备不顾诸葛亮身份鄙微,并且只有二十多岁,而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山后,刘备以师礼待之,把军政大权交给了他,并视己为鱼,视诸葛亮为水,充分体现了刘备的真诚。彝陵残败后,白帝城托孤,也表现了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他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帮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取。”并诏告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能有这样的胸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刘备借托孤以托天下,他知道,荆州之失,彝陵残败后,蜀国元气大丧,阿斗无用,能够抗敌者,只有诸葛亮。总之,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换来了鼎足一方的基业。

第三,看一下刘备对待庞统的态度。庞统在书中被誉为“凤雏”,并有“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之说。赤壁之战中,庞统献了连环计,初显才华,周瑜死后,鲁肃把他推荐给了孙权,一贯礼贤下士的孙权以庞统相貌丑陋而不高兴,失去了一个人才,于是鲁肃又把他推荐给了刘备,而刘备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让他做了一个小县令,刘备派张飞巡视工作时,张飞发现了庞统的才干,向刘备作了汇报,刘备大惊说“屈待大贤,吾之过也。”亲自迎到阶下赔罪,拜为副军师。

最后,我们通过刘备对待徐庶的态度,来看刘备的为人。徐庶化名单福,很有才干,在刘备屡次失败后跟随了刘备,成为刘备的第一任军师。帮助刘备在荆州站稳了脚跟。曹操知道后,假冒徐母的笔迹招降徐庶,徐庶是个孝子,只有离开刘备。刘备的手下孙乾劝刘备留下徐庶,这样曹操就会杀了徐母,这样徐庶就会死心塌地的跟随刘备了。而刘备却说“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并对徐庶的离去“泪湿襟袖”、“伐松望友”,徐庶很受感动,因而“身在曹营心在汉”,一言不发,不出一计。

孙权的基业不是自己创立的,是从他的哥哥孙策处继承的,在用人方面苛守父兄之训,举贤任能,知人善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首先表现为知用“江东四杰”,也就是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周瑜是孙策选拔出来留给孙权的,孙策临终遗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当时的周瑜无论在年龄还是资力上都不如程普、黄盖等三朝元老,特别是程普非常不服气。在赤壁之战前,孙权当机立断,用人不疑,把指挥大权交给了周瑜,取得了胜利,为鼎足江东奠定了基础。周瑜死后,向孙权推荐了鲁肃。鲁肃也是孙权自己选拔培养的人才,初见孙权,就为吴国提出了发展战略,在曹操南下,江东恐慌,多数人主降的情况下,鲁肃力排众仪,主张抵抗,并促成了吴蜀联盟。孙权不顾张昭所说鲁肃年少粗疏的议论,起用鲁肃做都督,使吴蜀联盟得到了很快发展。吕蒙是孙权一手培养的人才,吕蒙原来是一介武夫。孙权曾告戒自己手下的将领要注意学习,吕蒙说,军务这么忙,哪有时间读书哇。孙权回答,我不是让你们做专研经典的博士,而是希望你们了解一点历史,难道你们比我还忙吗?从此吕蒙认真学习,提高很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时的吕蒙已经“学识渊博,非复吴下阿蒙了”,成为了一员大将。后来策划了“白衣渡江”,袭取了荆州,削弱了刘备的势力。最后我们介绍一下陆逊,应该说,陆逊是一个善于扮猪吃老虎得人。陆逊是一个白面书生,“书生而有大将之才,不得以书生目之”,有大将之才的书生或有书生气质的大将,对敌人来说都是最危险的。首先他帮助吕蒙夺取了荆州,当刘备起倾国之兵为关羽报仇时,有人推荐陆逊指挥迎战,但遭到一批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陆逊“一介书生,年幼无望,不能担此大任”。孙权用人不疑,任用陆逊,终于火烧联营七百里,取得了彝陵之战的胜利。

孙权用人能够从实际出发,既重视资历,又善于提拔人才,并且做到有功必赏,使部下团结。例如对于甘宁与孙皎的矛盾,孙权没有偏袒自己的弟弟,反而写信严厉责备了孙皎,孙皎见信后主动向甘宁赔礼,并结为好友。

同学们,前面我们讲了三国英雄的进取精神、王者之度和人才观,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三国演义》所包含的人文精神。大家知道,魏晋时期在历史上是短暂的,并且是一个政治黑暗、战乱不断的时代,但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一个具有浓厚人文意识的时期。首先,它反对两汉经学的神秘主义思想,提倡思想解放、精神自由。其次,它也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时期,反对两汉经学的蒙昧主义,大力歌颂人的聪明才智,积极倡导学以致用的治学态度。

魏晋时期,具有神秘色彩的两汉经学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魏晋玄学开始兴起。魏晋玄学产生的根源首先表现为政治斗争的需要。东汉以来,一直存在着寒门庶族地主阶级和豪门士族地主阶级的斗争。曹魏集团是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代表寒门地主阶级的利益,经济上实行屯田制,把一部分农民安置在土地上,发展了生产;政治上,废除了完全由豪门地主阶级推举官吏的察举制度,提出了用人唯才的思想,使人才脱颖而出。但在曹魏集团发展强大以后,它本身开始腐化,自己也变成了豪门地主阶级,虽然曹丕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度,但实际上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曹魏集团在斗争的过程中,认识到他们无法完全以儒家经典为统治基础,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违背经学教条,轼君夺权、不守纲常起家的;但又不能完全放弃儒学经典,因为忠孝这些经学还可以维护其统治百姓的需要。这样一个矛盾,使玄学得以发展,魏晋玄学善于把人的政治要求上升为哲学思辩,符合统治需要。其次,魏晋玄学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两汉儒学的衰落。两汉的思想统治以董仲书的儒学为主,董仲书杂用阴阳家的思想以治《春秋》,带有神秘色彩,强调天人感应,到魏晋时期,这种粗糙的神秘主义很容易被人们识破。统治阶级需要新的理论来克服经学弊端,魏晋玄学以其简约的思辩哲学而著称,即继承了汉儒尊孔的思想,又抛弃了神学说教,改用老庄哲学对儒学进行新的论证,调和了儒道思想的矛盾。

大家知道,在三国时期,战乱不断,自然灾害频发,再加上黑暗的政治高压,人们生活的战战兢兢。王粲的《七哀诗》就描写了当时的情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非常的凄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全国人口从公元175年的五千余万减到了221年的八百来万。面对人生短促,命运无偿,人们并没有自我毁弃,而是更加重视生命的存在,看透了两汉经学对人的思想禁锢的虚伪,人格开始觉醒,强调把握现实有限的人生,实现人生价值。

《三国演义》所反映出来的另外一个人文精神就是反对两汉经学的蒙昧主义,歌颂人的聪明才智,强调学以致用。大家知道,书中有浓厚的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但对于德才兼备、忠义之士都进行了歌颂。据统计,在120回的回目中,直接用智、谋、计、巧等字眼的有34回,如“群英会蒋干中计”,“赵子龙智取桂阳”等。《三国演义》对人物的刻画,体现了个性的张扬,歌颂聪明才智,实质就是反对两汉经学的蒙昧主义。如第107回讲到邓艾口吃,每次奏事时都称“艾……艾……”。司马懿嘲笑他说,卿称艾艾,当有几艾。邓艾立即回答,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可见邓艾非常聪明,反应很敏捷。书中还写到东吴宴会时,孙权看见诸葛瑾的脸长,就让人牵来一头驴,并用粉笔在驴脸上写了‘诸葛子瑜’四个字(诸葛瑾,字子瑜),人们看了哈哈大笑,诸葛瑾年仅六岁的儿子诸葛恪缓步向前,在下面添了两个字,变成了‘诸葛子瑜之驴’,在座的人都很惊讶这么小的孩子有如此的智慧。对于诸葛亮,更具有传奇色彩,未出山就定三分天下,用兵打仗料事如神,“借东风”表现了他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空城计”更体现出他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解读能力。另外,诸葛亮也是学以致用的典型,这可以从三顾茅庐一节中他的一首诗可以看出:“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优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由此可知,诸葛亮隐居读书不是只为了研究学问,而是等待明主,等待时机。所以诸葛亮治学是为了经世致用,济世救民。第43回,诸葛亮说“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小人之儒,唯务雕虫,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作为我们大学生,应该坚持学以致用的治学原则,君子不器,把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社会。

《三国演义》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历史演义小说,由于受到作者所处历史环境的影响,它即反映了古代传统女性观中腐朽的一面,也刻画了传统女性的闪光点。

首先我们看一下《三国演义》所宣扬的我国古代女性观中落后的一面。作者罗贯中出生于元朝中后期,本书大概写于元末明初,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因此书中许多地方表现了对女性的歧视。据统计,书中共写了1183个人物,其中女性只有55人,并且所刻画的大多数是贵族阶层女性形象,不是帝王后妃,就是将军妻妾,而对于普通女性,则没有多少描写。非常明显的是,书中女性的婚姻大事,都是由父母或兄长做主,没有自己作选择的,并且也没有任何反抗,特别是她们的婚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比如,袁术为了借吕布的手除掉刘备,便主动与吕布联亲,想娶吕布的女儿做儿媳,吕布没有同意。后来吕布被曹操围困,为得到袁术的帮助,又主动将女儿嫁给袁术的儿子。另外还有袁绍的妻子为了求生,把自己的儿媳献给了曹丕;曹操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宫,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汉献帝;孙权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刘备,是周瑜实施的美人计;王允利用貂禅除掉董卓等,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更不能使人接受的是第19回写到刘备逃难到猎户刘安家里,刘安找不到野味给刘备吃,于是就把自己的妻子杀了,然后把手臂上的肉割了给刘备吃,这是对女性的严重歧视和不尊重。

同时,《三国演义》还宣扬了妇随夫死和女人祸水的腐朽观念。当孙夫人闻听刘备兵败,讹传刘备已经死于军中,于是驾车到江边,投江而死,这是封建正统观念的反映。对与红颜祸水的观念,书中有很多描写。第16回,曹操打败了张绣,看到张绣叔叔张济的妻子非常漂亮,就霸占的张绣的婶婶,而不知归期。结果使张绣降而复反,致使曹操的长子曹昂、大将典韦都死于这次变故中。第19回,吕布在遭重兵围困的情况下,听信妻子之言,不听陈宫之计,结果命丧白门楼。第57回,黄奎和马腾计谋除掉曹操,黄奎的小妾李香香知道后,就告诉了黄奎的妻弟苗泽,苗泽与李香香有私情,结果苗泽向曹操报了信,致使事败。这些描写都宣扬了女色误人的落后观念。

此外,书中还宣扬了女性守节和女性顺从男性意志的落后思想。曹爽的从弟文叔早早的死了,他的妻子开始守寡,此女的父亲劝她改嫁,她为了表示自己守节的决心,就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当曹爽被司马懿杀害后,其父又劝她改嫁,这次她又割去了自己的鼻子,誓不改嫁。作者对此女明志守节的举动给予了肯定,可知腐朽思想害人不浅。关羽保护甘、糜二夫人在土山被围时,张辽劝他降曹,关羽就去问二位夫人,她们说,叔叔自家裁处,凡事不必问俺女流。这些都刻画了古代女性观中男尊女卑,歧视女性的思想。

《三国演义》除了宣扬了我国古代女性观中落后的一面,还形象的表现了中国女性的闪光点。如良母形象,徐庶之母、姜维之母、太史慈之母等在欺诈、危险面前都表现出了刚正之气。特别是徐庶的母亲,当徐庶被骗到曹营后,他的母亲义正词严的斥责了曹操的不义行为,并用砚台砸了曹操,表现了不畏强权的精神。对徐庶的受骗也很生气,说:“辱子飘荡江湖数年,吾以为汝学业有进,何其反不如初也!汝既读书,须知忠孝不能两全。岂不识曹操欺君罔上之贼?刘玄德仁义布于四海,况又汉室之胄,汝既事之,得其主矣。今凭一纸伪书,更不详察,随弃明投暗,自取恶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与汝相见,汝玷辱祖宗,空生于天地间耳!”然后自杀而亡,留给读者一腔浩然正气。此外,书中刻画了贤妻形象,如孔明之妻黄氏,马邈之妻李氏,孙翊之妻徐氏等。孙翊是孙权的弟弟,性刚好酒,被部下妫览和戴员所害,妫览想霸占孙翊的妻子,徐氏在威逼利诱下毫不屈服,从容镇定,一方面稳住他们,一方面精心策划,在孙翊心腹的帮助下把妫览杀掉了,为丈夫报了仇,也表现出了足够的勇气和才智。第117回写到,蜀国江油城守将马邈,在军情危急之时准备投降,他的妻子李氏听后大怒说,你身为男子,先怀有不忠不义的心,枉受了国家重用,我还有什么面目和你共处呢!后来,马邈还是投降了,李氏自缢身亡,非常刚烈。最后,我们看一下貂禅的形象,貂禅出身卑微,从小被买到王允家作歌女,但王允对她非常好,当作女儿看待,所以貂禅对王允有强烈的报恩心理。当王允为董卓专权犯愁时,貂禅自愿为国家效力,显示了她的胆略和气概。面对两个危险人物,残暴凶狠的屠夫董卓和见利忘义的武夫吕布,貂禅利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周旋,终于除掉了董卓这一国家大害。

同学们,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最后,送给大家一首词,是一位老教授改写的,我稍加改动,送给你们: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高唱英雄。是非成败岂是空,青山美长在,知识是永恒。登高远眺佳山上,喜闻学子春风,一杯红酒喜相逢,人生多少事,无不奋斗中!

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 : 高伟   机械设计与自动化(011)

●韩贤强  安徽工业大学宣传部长

阅读与理解

如果说我们要不缺少书籍,我们缺少的是阅读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也不缺少阅读的话,我们真正缺少的是理解。我们从阅读的理解中,感受愉悦,获得成长。什么叫“理解” 呢?

理解理解就是使阅读从“形而下、有形、有限的”“形象”(亦即信息),列“形而上、无形、无限的”“思想(亦即联想、启示)”的过程。就“形象”与“思想”的关系说:思想大于形象。

我们以《摩尔·费兰得斯》的阅读,来说明这个问题。

写过《鲁宾逊飘流记》的十八世纪英国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还有一部分也十分为世人关注的小说《摩尔·福兰德斯》。小说以第一人称自叙的方式,讲述费兰德斯棗-一个纯朴清白的姑娘,在充满各种陷阱的社会中沉浮,当了五任妻子,做了十二年的妓女兼小偷,流放美洲八年,晚年发了财,过上体面的生活,临中前成为一个虔诚的忏悔者。对费兰德斯这个人物的把握,是对该书旨意理解的关键,那么,笛福通过这个传奇女子的一生,想要告诉读者什么呢?

我国著名散文家和翻译家梁遇春在州年代初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取名《荡妇传》。这个书名本身就是对该书的一种理解:笛福描写了在当时英国社会腐败、荒淫、残酷的现实背景下,一个“荡妇”的传奇一生。当然,这仅仅是梁遇春当时一厢情愿的理解。梁遇春的这个译本到19969月再版时,书名又改为《摩尔费兰德斯》,我想,其中必有缘由。

一位红学家解读《红楼梦》中袭人这个丫环时,给她的定义是典型的水性杨花的旧式妇女形象。“水性杨花”在此用以界定那些没有任何社会和家庭依托的女人。(费兰德斯的母亲生下她后,就被放逐到美洲,使她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依无靠的“孤儿”)。这些无依无靠的女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生活景况中,却能够“随遇而安”作为一种活法,一种应变幻莫测的社会的应对,从人类生存的角度看,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姿态。从费兰德斯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她的生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充满了坎坷,但是她仍然能够五个男人(其中一个还是她的亲兄弟)生活得有滋有味过着一种经济上不算十分拮据,自认为在道德上也“不失检点”和生活,如果没有相当的“随遇而安”的适应性,那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我们这样理解费兰德斯,倒是和《简明牛津英国文学史》对该书的评价:摩尔费兰德斯的经历“是艰辛的,但任然是向上的”基本吻合。这样,《摩尔费兰德斯》就是:笛福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以柔克刚,“随遇而按”,积极向上的坚强不屈的女性形象。

然而,“理解”到这里并未结束。

摩尔费兰德斯的五次婚姻都是“合法”的,即使是第五次婚姻,在一个牧师证婚有同等效力的证婚。笛福为什么要突出这“五次”婚姻呢?

杰佛利·乔叟被称为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比笛福早三百多年,笛福对这位前辈应当是熟悉的。乔叟在他的最后十年进行了《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创作,在其中的《巴斯妇的故事》的《开场语》中,我们就听到巴斯妇扯足嗓门洋洋自得地叫嚷:“自从我十岁以来,诸位,我感谢永生的上帝,在教堂门口我已接待过‘五个’丈夫,他们各人的地位和情况虽然不同,倒也各有千秋。”这为可爱的悍妇心直口快,不依不挠地直接与耶酥对话,“你在井边责备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她已经结了五次婚,现在同床共寐的不是她的丈夫,这叫什么话?为什么那第五个男人就不是这撒玛利亚妇人的丈夫呢?她应该同几个男人结婚呢?请看那位肾明的国王,他可不止五个妻子吧,愿上帝哪怕让我有他半数的滋润的机会也好啊。”摩尔费兰德斯的五次婚姻,难道有如此深远的渊源?由于笛福时代的宗教统治是很让人窒息的,因此,宗教问题也是笛福创作的重要主题。这样,我们对《摩尔费兰德斯》又有了新的理解:笛福通过费兰德斯的一生,尤其是她的五次婚姻,呼唤妇女要争取婚姻上的平等权利。带着这样的观点再来读这部小说,其中大段关于男女上不平等的议论,就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不知我们的理解是否已走得太远,已经有违笛福的本意《摩尔费兰德斯》是否仍然另有他指?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不可能穿越270多年,去向笛福请教,只能把结论驾御这位著名作家了。然而,这也无妨,60年代初,藏克家、袁水拍、叶君健注释毛泽东诗词,集中了看法不同的约20个句子,请毛泽东亲自说明自己的原意。藏克家说:“当然,毛泽东自己的自白,也不一定要一一遵从,应凭对诗词本身的体会抒发自己的看法。”这个观点很好,正好帮助我们解了围。同时也说明,如果读者的体会与作者的愿望不同,被称之为“误读”是绝对的。

《摩尔费兰德斯》就是《摩尔费兰德斯》,就是一部小说,理解,是读者的事,聪明的笛福只是讲他的故事,而“寓意”或者被藏起来,或者原本就不存在。

 

 

 

 

 

 

 

 

 

 

 

 

 

 

 

 

 

 

 

 

 

 

 

录音整理:  王大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011)

●周晓桂   文法学院老师

《茶花女》导读

巴黎,深秋季节。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我独自一人走进蒙马特公墓,沿着铺满枯黄落叶的小路,一直来到这片墓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这里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砌成的坟墓,同它四周的那些设计精巧、风格别致的各式墓冢相比,这座墓的外观显得简朴而又单调。不过引人瞩目的是,在它的右侧上方镶嵌着一个透明的塑料小盒子,里面放着一束人工制作的茶花。墓的两侧刻着相同的一句碑文:“阿尔丰西娜.普莱西(1824.1.191847.2.3)安眠于此。深切怀念你。”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中国,如今知道阿尔丰西娜.普莱西这个名字的人也许为数并不太多,但是读过《茶花女》这部作品,了解《茶花女》这个故事的却大有人在。而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就是举世闻名的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原型人物,那个动人的、催人泪下的茶花女的爱情故事,就是根据她的经历演化、创作出来的。我在座墓前徘徊良久,浮想联翩,我想起了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一生命运,想起了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以及他的那部不朽的作品:《茶花女》。

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二十三个年头,但人们可以说她既尝遍了生活的辛酸凄苦,也享尽了人间的奢华逸乐。然而她却始终是一位不幸的姑娘,在她短短的二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她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幸福。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出身微贱,这位诺曼底姑娘家里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她的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克勤克俭的农妇;父亲是一位不务正业的农村巫师。也许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她的父亲性格古怪,脾气暴躁,在家里终日打骂妻子。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被迫离家出走,去给一个有钱人家做帮工,后来又跟着这家主人离开了法国,到瑞士去谋生。而这时,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尚不满十岁,但是她的父亲已经让她到农庄里去干活了。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知道阿尔丰西娜大约在十五岁的时候离开故乡来到巴黎。有人说是她母亲的一位亲戚帮助她离开诺曼底的,也有人说是她的父亲把她卖给了一帮波希米亚人,而这帮四海为家的流浪汉又把她带到了巴黎。不管怎么说,阿尔丰西娜.普莱西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开始了一种新的,却依然是不幸的生活。她起先在一些店铺里打工,过着清贫的日子。然而,聪明的阿尔丰西娜很快地发现,她虽然一贫如洗,却拥有一笔非常可观的、得天独厚的“资本”,那就是她的美貌。这位具有稀世姿容的少女开始涉足巴黎各大跳舞场,并立即成为那些公子哥儿、阔老阔少们竟相追逐的目标。她结识了不少男友,也做过普通商人的情妇,后来又同一位非常阔绰的时髦青年同居了一个时期。这位年轻人就是日后的德.格蒙公爵,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还曾一度同任外交大臣。虽然这位花花公子当时的地位尚未如此显赫,但他已经是巴黎社交界上的一位极为活跃的人物。正是靠着他以及像他这样一类人物的“提携”,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大踏步地跨进了巴黎的上流社会,并很快地成为巴黎社交场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那些王公贵族、百万富翁们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争先恐后地为她一掷千金,提供豪华住所,购买各色珠宝,并满足她的一切欲望。而她则来者不拒,巧为周旋,以她的容貌和肉体为代价,换来了无比奢华的生活。她不仅彻底摆脱了穷困,而且似乎也同贫贱的往昔一刀两断了,她改换了名字,昔日的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变成了如今的玛丽.杜普莱西。玛丽.杜普莱西无疑是一位天资出众、聪颖过人的姑娘,她不仅具有艳丽的姿容和轻盈的体态,而且风度雍容大方,谈吐高雅不俗。凡是同她接触过的人,都惊奇地发现她在社交场合里始终表现得仪态庄重,对应机敏,从未流露出丝毫的庸俗和浮夸。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同社交场上的其他女性相比,玛丽?杜普莱西具有相当广博的知识和较深的艺术修养。她在同客人们谈古论今,点评文学、音乐、绘画以及其他门类的艺术作品时,往往会出人意料地发表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像她这样一个出身贫寒,从未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正规教育的风尘女子,何以会具有如此端庄凝重的气质和不同凡俗的教养?这个答案直到玛丽.杜普莱西去世以后才为人们所发现。人们在清理她的财产时看到她的书房里摆满了诸如拉伯雷、莫里哀、卢俊、夏多布里昂、雨果、大仲马、拉马丁、缪塞以及塞万提斯、拜伦、司各特等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可见玛丽.杜普莱西是一位勤于读书,善于思考的姑娘。倘若命运为她提供某种机遇的话,她是完全可能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成为一个颇有出息,颇有成就的新女性的。这也多少能够说明为什么当时法国的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都倾心仰慕于她,并千方百计地设法同她交往,这些人在玛丽死后还写下了许多纪念性的文章,其中充满了对她的赞美和怀念。可见,在玛丽.杜普莱西身上的确具有某种独特的魅力,而这种魅力是那些仅仅脸蛋漂亮的姑娘难以具备的。

但是玛丽.杜普莱西不过是一个风尘女子,她有过许多情人,其中有两个人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是一位年过半百的俄国老人德.斯塔凯尔贝克伯爵,他是一位老外交官,曾经做过俄国驻维也纳大使。据说他之所以喜欢玛丽是因为后者很像他的一个去世不久的女儿,他是以父亲待女儿的深情去爱玛丽.杜普莱西的。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这位伯爵是一位情场老手,他“爱”玛丽当然是为了她美貌。玛丽在巴黎豪华住宅区玛德莱娜大街上的那幢住房便是这位老外交官为她购置的,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玛丽过着贵妇人一般的奢华生活,她每天的大笔大笔的开销也大都是由这位老人支付的。另一个是一位年轻人,也是一位贵族,名叫德.贝雷戈伯爵,他也许是玛丽.杜普莱西生前最后一位关系密切的男友。他不仅成为玛丽的情人,而且甚至打算娶她为妻。一八四六年年初,他们两人一起前往伦敦,在那里办理了结婚手续,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的婚礼却迟迟没有举行。这可能是因为玛丽.杜莱西的健康急剧恶化,但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由于玛丽的家庭背景。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里,像玛丽这种出身卑微的“下贱女人”是不可能跨进贵族的家门,成为这类高贵门第中的家庭成员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不久,关系便逐渐疏远了,但仍然保持往来。而且从现存资料来看,他们的婚约似乎也没有解除。

由于童年时代艰辛生活的折磨,再加上到巴黎之后纵情声色,追求享受,整日不分昼夜地沉湎于饮酒、跳舞、看戏和男欢女爱的逸乐中,玛丽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的害。她染上了肺结核、经常发烧、咳嗽、吐血,即使在接待客人的时候也常常咯血不止。按照玛丽当时的经济条件,如果她对自己能够稍加节制,安心调养,她的健康也许会很快地恢复,至少她的病情可能得到适当的控制。但是她却没有这样做,也许她认为来日无多,应该抓紧时间寻欢作乐,所以她常常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男人,对待人生;也许她想尽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意使用各种手段损害自己的健康,所以人们在她的微笑中,常常会发现一丝忧郁的阴影,其中蕴含着对生活的厌倦和感伤。总之,她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终于在一八四七年二月三日不治身亡。她死后,贝雷戈伯爵在蒙马特公墓里为她买下一块地皮,她身后的葬事既简单又冷冷清清,一切事宜都是由贝雷戈伯爵和斯塔凯尔贝克伯爵两人操办的。一代佳丽,就这样香消玉殒了。

阿尔丰西娜·普莱西——我们还是使用她的真实姓名吧——是一位不幸的姑娘,也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关于她的不幸和堕落的原因,留待社会学家们分析探讨吧。这里我想说的是,类似阿尔丰西娜.普莱西这样身世的女性,在古今中外的民间野史上是不乏其人的。在中国,人们往往会用“红颜薄命”这四个字来概括她们的命运,而一提起她们,便会情不自禁地洒下一掬同情泪或者感慨叹息一番。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们的姓名连同她们的花容月貌以及她们的悲惨身世都早已淹没在那些荒丘野岭、黄土残碑之间了。谁还会再记起她们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那许许多多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同命运人相比,阿尔丰西娜.普莱西毕竟又是一位幸运者。关于她的故事被演绎成小说,话剧和歌剧,她的一切都同一个举世闻名的艺术形象“茶花女”连在一起。这是因为她同法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有过一段感情纠葛,这位作家便是亚历山大.仲马,而中国的读者更习惯于把他称作“小仲马”。

小仲马这个名字,同学们是不会感到陌生的,但是关于他的身世,人们也许不甚了了。这里我们把小仲马的生平做一点简单的介绍,这对于读者们认识《茶花女》这部作品的意义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小仲马的父亲大仲马是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的一员骁将,他既是著名的戏剧家,也是杰出的历史小说家。但是在他成名之前,他只不过是巴黎某贵族家里的一名穷酸的抄写员,那时他刚刚从法国外省来到巴黎,即使连这个可怜巴巴的差事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八二三年,大仲马与社会地位同他一样卑微的缝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相爱并同居,他们有了一个儿子,他就是小仲马。由于大仲马与拉贝从未履行过结婚手续,他们的儿子自然也就没有合法的身分,小仲马一直被人们视为私生子。

卡特琳娜·拉贝对大仲马始终一往情深,但随着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改变,大仲马却逐渐看不起这位普通的缝衣女工了。这是因为大仲马的戏剧创作为他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他开始出入巴黎的上流社会,整日同那些贵妇人、女演员厮混,而把卡特琳娜和小仲马母子两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卡特琳娜依靠自己缝补衣服得到的那一点点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母子两人的生活。而小仲马则因为是一个私生子,常常受到他人的奚落和羞辱,这对于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和可怕的打击。而这种刺激和打击,直到小仲马的晚年还一直深刻地保留在他的记忆里。一八三一年春天,大仲马与一位女演员同居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位女演员要求大仲马通过法律形式承认女儿的合法地位。直到此时,大仲马方才记起自己还有过一个儿子,于是他找到了小仲马,通过法律形式认领了他。小仲马能够回到父亲身边固然是件好事,但他却不得不与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的母亲分手。这位勤劳而又善良的缝衣女工在失去自己的同居的伴侣之后,又失去了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她辛劳一生,最后却一无所获。当小仲马挥泪离开自己的母亲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到人世间的残酷与不平。

小仲马本来是一个在贫困屈辱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纯朴少年,但回到父亲身边之后,他的生活却逐渐发生了变化。他生活在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里,特别是他父亲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为这位涉世不深的青年树立了一种最现实的“榜样”。他终于学坏了,也开始尝试那种追逐声色犬马的荒唐生活。有一阵子,人们一提到大、小仲马,便会用“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来比喻他们父子两人屡遭世人非议的生活方式。然而小仲马毕竟曾与卡特相依为命地度过七年的艰难岁月,他在童年时代曾经从母亲那里接受过良好、正直的教育。因此,从较客观地说,此时的小仲马是一位生活虽然放荡,但良知却尚未完全泯灭的青年。值得一提的是,小仲马很早便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不满二十岁便发表了小说和诗歌,但这些作品均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作为文学家的小仲马,真正使他能够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主要是那部脍炙人口的《茶花女》。然而,倘若命运没有安排他同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相识,文坛上又怎么可能会留下这样一部佳作呢?

一八四四年九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小仲马同他娱乐场上的好友欧仁·德雅塞在巴黎圣日耳曼大道上跑马归来,然后便一起去著名的杂耍剧院观看戏剧演出。就在这天晚上,小仲马看见在靠近舞台的一个包厢里坐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他在回忆这次奇遇时曾经这样描写这位美人的容貌:“……她的个子高高的,身材苗条,乌黑的头发,面色白里透红。她的头生得小巧玲珑,一双细长的、像日本女人似的眼睛又黑又亮,顾盼自如,生出无限风情。她的嘴唇像鲜红的樱桃,再加上一口洁白的牙齿,使人联想起一尊雕像。”德雅塞对小仲马说,此人名叫玛丽·杜普莱西,是巴黎的名妓。小仲马呢,他当时便被这位美艳绝伦的女人迷住了,不知不觉间感到自己似乎堕入了情网,当天晚上演出结束以后,这一对好友便在一个自称名叫阿尔瓦丝·布拉特的女人的引导下,登门拜访了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阿尔瓦丝·布拉特是阿尔丰西娜的紧邻,她是一位帽店老板娘,据说她还为阿尔丰西娜介绍男友,并从中收取酬报。这天晚上,除了小仲马和德雅塞之外,阿尔丰西娜还接待了其他客人。她的心情似乎很愉快,高谈阔论,纵情大笑,但是她却咳嗽得很厉害。后来,当客人们谈兴正浓的时候,她却不声不响地走开了。细心的小仲马尾随着她走进她的房间,发现她正在咯血,于是真诚地劝说阿尔丰西娜保重身体。阿尔丰西娜显然被他的关怀和同情感动了,也许过去从未有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也许那天晚上她对这位年轻人突然产生出一种奇特的好感,总之,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阿尔丰西娜答应同小仲马往来,做他的“好朋友”。这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许诺,不久以后,阿尔丰西娜便成了小仲马的情人。

在大仲马的回忆录里,人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记载:当大仲马看到儿子与阿尔丰西娜的亲密关系时,曾经直截了当地问小仲马:“你同这位女姑娘交往,究竟是因为爱她,还是因为同情她?”小仲马当即明确地回答说:“是出于同情和怜悯。”事实上,在小仲马与阿尔丰西娜交往的过程中,他的确常常劝她注意休息,劝她保养身体,并亲自陪她一起到乡间去进行短期的疗养。他们在一起曾经度过短暂的、但却是愉快的生活,像诗一样充满着激情和梦幻,致使他们两人在精神上一度得到极大的满足。可见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的同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真挚的。

然而不容讳言,小仲马的性格中毕竟还有纨绔子弟的一面,他生活的环境是世风日下的巴黎,而阿尔丰西娜又是一位风尘女子,这一切都决定了小仲马对她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同情、有爱恋,但也包含着一种猎艳、狎亵的心理。他虽然收入有限,但为了讨得阿尔丰西娜的欢心,也要充充阔佬,陪她跳舞、赴宴、看戏、跑马,在身上花了大笔大笔的钱,最后负债累累。而这一切与人们所谓的真挚的爱情显然是毫不相干的。另外,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有着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当她成为他的情妇之后,他不能容忍阿尔丰西娜再同其他的男友来往。这种感情固然可以理解,但无奈在阿尔丰西娜看来,她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理由很简单,她无法改变自己的这种生活,她需要那些比小仲马更加富有的男人,没有他们,她将无法维护在她看来也许是灿烂的、令人目眩的生活。这正是小仲马与阿尔丰西娜最后分手的根本原因。终于有一天,小仲马发现了阿尔丰西娜与一位名叫爱德华的年轻人来往的书信,显然他们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这位爱德华先生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到的贝雷戈子爵。他自然不是阿尔丰西娜一般意义上的男友。小仲马勃然大怒,多少日子以来积压在心头的怒火爆发了。他责骂阿尔丰西娜对他撒谎,欺骗了他一片真情。而阿尔丰西娜平静的、若无其事的回答,不仅令小仲马不知所措,而且也可能使读者们大为惊异“撒谎?经常撒谎的人牙齿不是更白吗?

既然如此,小仲马与阿尔丰西娜的分手便是不可避免的了。一八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深夜,小仲马给阿尔丰西娜写去一封表示绝交的信,这封信的全文如下:亲爱的玛丽:我希望自己能像一个百万富翁似地爱您,但是我力不从心,您希望我能像一个穷光蛋似地爱您,我却又不是那么一无所有。那么让我们大家都忘记了吧,对您来说是忘却一个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名字,对我来说是忘却一个无法实现的美梦。没有必要告诉您我是何等悲伤,因为您完全知道我是多么地爱您。别了,玛丽!您感情丰富,不会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给您写这封信,您聪明绝顶,不会不原谅我的这一举动。永远怀念您的A.D. [A.D是小仲马姓名(Alexandre Dumas)的法文缩写。]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仍然怀着一定的感情,他作出分手的决定,心里是相当痛苦的。据我们所知,小仲马没有收到阿尔丰西娜的回信,而且从此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三个月后,小仲马有了新的女友,她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一位女演员,名叫阿娜伊丝丽耶瓦娜。一八四六年十月初,小仲马同他的父亲一起去西班牙和北非地区旅行,十月十八日抵达马德里,他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悉阿尔丰西娜病情恶化,便写了一封短函寄回巴黎,向她表示问候。小仲马在阿尔及利亚度过了整整一个冬季,于次年二月十日返回巴黎,而这时阿尔丰西娜已经去世一个星期,她的遗体也早已安葬在蒙马特公墓里了。据说,小仲马曾经去过玛德莱娜大街阿尔丰西娜生前的住所,他看到的却是人们正在清点。拍卖阿尔丰西娜的遗物的场面。根据死者的遗嘱,拍卖所得的钱款除了偿还债务之外,余额全部赠给她的一位生活在诺曼底乡间的外甥女,但是这位接受遗产的外甥女必须遵守死者规定的条件:她永远也不能来巴黎。

这个谜一般的遗嘱显然是发人深思的,似乎包含着无限的幽怨和深意。然而,对此感触最沉重,思索最深刻的也许不是别人,而是小仲马。

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之后,我们没有看到小仲马写过什么悼念性的文字,也没有听说这位多情的作家是否常常到蒙马特墓地去凭吊死者,然而,她的死深深地触动了小仲马,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的去世虽然并不出人意料,但毕竟来得太快了。我们从小仲马同她分手之后的种种表现可以判断,至少,小仲马仍在时时眷恋着她,希望她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而如今,当他结束了北非之旅,在返回巴黎之前却得悉她的死讯,心头的疼痛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也许,当他看到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遗物被拍卖一空的场面之后独自一人在玛德莱娜大街上漫步的时候,心里便已经开始在酝酿《茶花女》这部小说的情节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小仲马去世之后也安葬在蒙马特公墓里。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更可能是他本人生前有意识的安排。自然,这是后话了。

一八四七年六月,也就是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四个月之后,小仲马又来到他曾与阿尔丰西娜一起度过一段愉快岁月的乡间,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唤起了他对往日的回忆,也激起了他创作的冲动。于是他闭门写作,花了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便写出了小说《茶花女》,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作者一气呵成的。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小说《茶花女》完成后没有立即发表,直到一八四八年,即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一周年后不久,才在巴黎出版,并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小仲马本人并没有陶醉在小说所取得的成功之中而忘乎所以。就在小说《茶花女》问世后不久,他立即尝试着手把它改编成话剧剧本。如果说小说《茶花女》的创作一帆风顺的话,那么话剧《茶花女》的问世却经历了许多阻力和波折,而且最使小仲马料想不到的,阻力首先来自他的父亲、剧作家大仲马。创作过许多话剧剧本的大仲马深知戏剧“这碗饭”不好吃,力劝儿子打消改编《茶花女》的念头,并断言这不是一个好的题材,没有观众会欢迎它。但是小仲马却不为所动,仍然一心一意改编创作剧本《茶花女》。而当大仲马读到他儿子写成的剧本《茶花女》时,不由得感动得热泪直流,并立即接受了它。然而,当时法国的书报检查部门却又以“该剧不符合道德规范”为借口,进行无理刁难,阻止话剧《茶花女》上演。为此,小仲马不屈不挠地进行了近三年的努力争斗,直到一八五二年二月二日,话剧《茶花女》才获准在巴黎杂耍剧院演出。而这一天,它几乎是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的五年纪念日。至于歌剧《茶花女》的创作,它几乎是与话剧《茶花女》同步进行的,而且同小仲马本人毫不相干。当小说《茶花女》在巴黎引起轰动,人人竞相阅读的时候,意大利著名的音乐家威尔第正在巴黎。这位天才的作曲家立即从这部小说里获得了启迪和灵感,他敏锐地感受到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可以搬上歌剧舞台,并立即开始构思它的音乐主题。而当一八五二年二月话剧《茶花女》公演之后,威尔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立即请他的好友皮阿威写出歌剧《茶花女》演出脚本,然后便以满腔热情投入了谱写工作。一八五三年三月六日,歌剧《茶花女》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的一家著名的剧院——菲尼斯剧场首次公演。

无论是小说,还是话剧或歌剧,《茶花女》的故事内容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改变,它叙述的始终是男主人公阿尔芒与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我们已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一生以及她同小仲马的一段感情纠葛,尽管关于这段感情纠葛还有其他种种传说,但大致经历便是如此,读者们很容易便可以从小说或话剧《茶花女》的故事中发现哪些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哪些则是作者的加工和虚构。小仲马同阿尔丰西娜·普莱西一段交往只不过是这位著名作家的一段风流韵事,而阿尔芒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却蕴含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普遍意义。这是因为,无论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的感情如何,他敏锐地感受到这位不幸的风尘女子之死不是一桩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种具有深刻含义的社会现象。他由此想到了自己的那位可怜的亲生母亲,想到了社会的种种残酷和不平。而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人世间的这些悲剧却往往又是在维护某种道德规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造成的。小仲马的创作观念因而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他开始自觉地把完善道德,追求理想作为文学创作的原则,并意识到这是文学家的责任和义务。尽管人们并不十分清楚小仲马心目中的“道德”和“理想”的准确含义,但是读者们分明可以在《茶花女》中看到作者对那种压抑人性、摧残爱情的虚伪而又残酷的道德观念的批判和鞭挞,听到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痛楚的呐喊。《茶花女》这个爱情故事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也许主要就在这里。

作为成功的文学作品,小说和话剧《茶花女》为我们塑造了一些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而其中最突出、最令人难忘的自然是女主人公茶花女玛格丽特。读者们切莫把玛格丽特和阿尔西娜·普莱西小姐混为一谈,阿尔丰西娜的身世固然值得同情,但她的的确确是个堕落的女人,用小仲马的话来说,她“既是一个纯洁无瑕的贞女,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娼妇”。但玛格丽特却不同,她美丽、聪明而又善良,虽然沦落风尘,但依旧保持着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灵。她充满热情和希望地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而当这种希望破灭之后,又甘愿自我牺牲去成全他人。这一切都使这位为人们所不齿的烟花女子的形象闪烁着一种圣洁的光辉,以至于人们一提起“茶花女”这三个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下贱的妓女,而一位美丽、可爱而又值得同情的女性。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为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不朽的艺术形象,而玛格丽特则完全可以跻身其间而毫无愧色。

小说《茶花女》和话剧《茶花女》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关于这两部作品的优劣历来便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其实,在我看来,小说和话剧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其表现手法自然就应该有所区别,因此很难对二者进行比较。小说《茶花女》是一气呵成的,看得出作者在情节的布局和剪裁方面并没有下很大的功夫,作者似乎是凭着一股激情,挥手之间便完成了这部作品。因此小说写得朴实动人,充满着一腔怨愤,洋溢着充沛的激情。虽然在小说《茶花女》问世的时候,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已经渐趋式微,但是这部小说仍然散发着一股颇为强烈的浪漫气息。尤其是小说的结尾部分,玛格丽特的日记和遗书一篇比一篇更加动人,这显然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这批遗书读起来声声哀怨,字字血泪,回肠荡气,酣畅淋漓,致使整篇小说在感情奔放的高潮中结束,获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而话剧《茶花女》固然也是一气呵成,但它毕竟是作者自己的再创造。小仲马不必再为构思故事而苦思冥想,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剧情的安排和场次的衔接方面,即如何使戏剧冲突更加强烈,更加动人。这个目的小仲马显然是达到了。而且做到相当成功。话剧《茶花女》的第三幕演出了阿尔芒的父亲威胁利诱玛格丽特,迫使她同阿尔瓦断绝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情节在小说里却没有直接的描写,它是通过玛格丽特的日记和书信间接加以说明的。话剧的这一处理是必要的,因而也是高明的,因为它把阿尔芒和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直接揭示出来。其戏剧效果之强烈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却没有必要据此断言话剧《茶花女》的思想意义更深刻,对不平等的社会道德观念的批判更激烈。因为把阿尔芒的父亲粗暴干涉玛格丽特和阿尔芒爱情的无耻行为在舞台上直接表现出来,这是话剧在艺术处理上的需要。可以设想,倘若由阿尔芒本人在话剧结束之前涕泪交流地一封一封念出玛格丽特书信的内容,其艺术魅力肯定要大大地打折扣的。因此,从作品的风格来看,我以为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小说《茶花女》流畅而自然,但却略显松散,而话剧《茶花女》则更加强烈、紧凑,但不免微露斧凿的痕迹;两者可以说各具特色,各有千秋。至于歌剧《茶花女》的成就,那就请音乐界的专家们来做评价吧!不过我想,无论小说《茶花女》、话剧《茶花女》还是歌剧《茶花女》,它们都是成功的佳作。小说《茶花女》风靡整个世界,话剧《茶花女》历演不衰,而歌剧《茶花女》一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的保留剧目,这就是最有说明力的明证。值得一提的还有,自一九零九年以来,《茶花女》已经被搬上银幕多达二十余次,其中最著名的则是格丽泰·嘉宝主演的影片《茶花女》,它已经成为世界电影艺术宝库中的一部珍品。

而在中国,《茶花女》则可以说是读者最熟悉、也最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之一。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著名翻译家林纾便用文言体翻译、出版了小说《茶花女》(中文译本的书名是《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的译文虽然未必完全忠实于法文本原著,但他那生动传神、极富形象化的语言使小说《茶花女》的第一部中译本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人们又陆续读到了刘半农等人翻译的话剧《茶花女》和夏康农等人翻译的小说《茶花女》。玛格丽特和阿尔芒的爱情故事能够在中国的读者群中迅速流传,深入人心,外国文学翻译界的这些前辈们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一九四九年至“文化革命”结束之后长达三十年的历史时期内,《茶花女》却经历了一番曲曲折折的遭遇。这样一部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居然没有新译本奉献给新中国的读者,而旧译本的再版为数也极为有限,到了后来,《茶花女》干脆销声匿迹了,以至于在年轻一代的读者心目中,,《茶花女》不仅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甚至还顶着种种不应该有的恶名。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批外国文学名著终于重见天日,甄荪先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着手翻译小说《茶花女》的,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的新译本《茶花女》不仅忠实于法文原著,而且生动地表达了原作的感情色彩,因而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小说《茶花女》新译本自一九八0年问世以来,一版再版,至今累计印数已达百万余册,可以说是这部位品影响最大,流动最广的一部中译本。

在中国的读者中间,读过小说《茶花女》的很多,而看过话剧《茶花女》和歌剧《茶花女》的却较少,对三部《茶花女》之间的差异所知则更少。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将三种体裁的《茶花女》合在一起的译本,其中小说《茶花女》是一九八0年的译文,此次出版,译者又进行了精心的修改;而话剧《茶花女》和歌剧《茶花女》则是译者的新译作。值得一提的是歌剧《茶花女》是用诗体译出的,译文大体整齐,而且精练匀称,富有节奏感,很好地表现原作的韵味。我以为,三部《茶花女》的合译本首次在我国出版,也算得上是外国文学翻译界一件大好事,想必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欢迎。

一九九二年的圣诞节前夕,寒流侵袭巴黎。我和妻子冒着凛冽的寒风又走进了蒙马特公墓,想在这万家欢迎的节日期间再一次到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说姐和葬在距她不远处的小仲马的墓前凭吊一番。空荡荡的墓园萧索凄冷,一个人影也不见,只有光裸的树枝在朔风中瑟瑟颤抖。但是,当我走到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墓前时,我惊异地发现,她的墓上放着一束茶花,花很新鲜,显然有人刚刚来过这里。再仔细一瞧,我更加吃一惊,因为我分明看见在这束茶花旁边还放着一支口红。我想,也许这位凭吊者是希望死者在阴间也要好好打扮一番,不要辜负自己的花容月貌吧!尽管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与茶花女玛格丽特绝非一人,但是前来敬献茶花的人显然还是把阿尔丰西娜当成了茶花女。看来茶花女果真没有死,她一直活在读者的心中。

我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和小仲马的墓前盘桓了一阵,心里默默地想着:茶花女玛格丽特不朽,《茶花女》不朽,《茶花女》的作者不朽!

同学们知道《茶花女》发表于1848年。当时的法国,正处于七月王朝的统治末期。这是法国资本主义由上升转向衰落的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金融资产阶级通过一切卑鄙手段和途径,疯狂地榨取社会财会,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而人民却不得温饱,黄金的铜臭味,伴随着资产阶级腐化淫乱的生活方式,充斥整个社会,败坏整个社会。《茶花女》所选择的题材,是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层的妓女的生活和命运,这是最为资产阶级所鄙视,然而却正是他们所一手造成的社会现象。选择这一特殊题材,然而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题材进行描绘,恰好一针见血地刺中了资产阶级极力回避的痛处,反映出了当时“金钱、污秽和鲜血汇成一流”的资本义时代的某些本质特点。(社会背景)

《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是巴黎名妓,只有非凡的美貌和超群的智慧使她成为社交界的名星,整日被贵族公子们所包围追逐。但是她从自己的卖笑生活中,深切体验到世态的炎凉,生活的无聊。这时,她认识了热情正直的青年阿尔芒,两人倾心相爱,谈起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远离繁华的都市,暂时忘却人世间的烦扰,但是生活中的物质欲求仍时不时打扰他们的安宁,尤其是“阿尔芒的父亲”一个典型的“正人君子”,由于儿子与玛格丽特的相恋。使他的名誉和女儿的婚事受到严重影响,所以他要儿子离开玛格丽特,同时又要玛格丽特离开儿子。玛格丽特为了成全亚芒家庭的幸福,决定牺牲自己。她装作不惯于过简朴的乡间生活而重操旧业,断绝了与阿尔芒的一切来往,阿尔芒不知内情,一再给她以种种侮辱和难堪。玛格丽特经受不住生活的沉重打击,她对人生更加心灰意懒,很快就一病不起,那些贪恋美色的而无人性的人早已绝迹不来,阿尔芒也远去国外。最后,在债权人的喧嚣和逼迫中,她贫病交集身心交瘁,孤苦伶仃地死在自己寓所里。这就是《茶花女》的中心人物玛格丽特的悲惨一生,作者通过她的悲惨命运,揭示造成这一悲剧深刻的社会根源。我们谈小说,谈到悲剧美(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玛格丽特被迫为娼,完全为资本义私有制造成,沦为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玩物。玛格丽特对于自己的处境,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种人,一天换不到情人们的欢笑,一天讨不住他们的虚荣,他们就抛弃了我们。我们再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再也不是生物,只是些玩物罢了。表面上过着锦衣玉食的豪华生活,但实际却像乞丐一般,强欢笑地过着毫无保障、毫无乐趣的日子。”出身下层,正直善良的妇女,被迫卖身为生,正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压迫之深重,而资产阶级公子哥儿对于他们的蹂躏践踏,又表明资产阶级的无聊与道德败坏。

玛格丽特不仅在肉体上受尽折磨,而且在精神上也备受摧残。没日没夜的奢华淫荡的生活,使她感到精神上的极度疲劳、烦闷和空虚。生活中没有欢乐,没有温暖,遇不到一个真诚相待的人,到处都是虚情假意,冷酷而又自私的纨绔子弟,她感到自己如同在“苦海里飘荡”,孤独而又苦痛,于是她嬉笑怒骂,反复无常,饮酒纵乐,近于疯狂。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美好,喝起酒来谈起话简直就像一个脚夫,笑起来愈是对旁人来说越是不堪入耳愈笑得起劲。”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神经刺激”,一种“忘怀烦恼,忧伤的无聊手段,一种慢性自杀。这表示上的放荡不羁,寻欢作乐,背后正隐藏着一颗悲哀,破碎的心。”正如作者所提出的这是“比痛苦还更痛苦,还更悲愁的一种欢欣”,作者从肉体到精神两个方面,深入揭示出主人公的悲痛境遇,揭示出由于环境的逼迫而造成的她那身心均受摧残的惨象,这也就加深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的认识。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揭露,还表现出作者透过玛格丽特作为资产阶级中的玩物这一明显点,写出了她所受到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非人待遇。玛格丽特通过出卖肉体得来的钱财,很快就流到了那些家具商、时装商、珠宝商、餐饮老板的腰包里,她的奢华靡费的方式,她那装璜门面,以求生的阔绰扬,恰好为巴黎大小商人和高利贷者提供了勒索的大好机会,玛格丽特不仅仅是资产阶级肆意玩弄的对象,同时也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工具。玛格丽特的一生,几乎全都笼罩在债主们的逼迫的阴影之下。甚至当她生命垂危,弥留之际,债主们也没有对她放松一等,纷纷登门要债,只等她死就动手拍卖她的物品,这充分提示了七月王朝的实际统治者们都融进资产阶级的狰狞末日!

为了充分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一个善良女性的压迫,作者还以同情,赞赏的笔调、描绘了玛格丽特的优秀品质。

①虽然她夜以继日地厮混在资产阶级上层,但是在她身上,来自下层人民的纯朴善良的精神光辉,她对美好的人生的真挚信念,始终未被泯灭。这在作品里,集中表现在她的那段恋爱生活上,由于阿尔芒在她久病无人过问的情况下,更无登门探询病情,并将鲜花送给她,使她深受感动,因而倾心相爱。他们远离,喧闹繁华的都市,来到乡间,过起了朴素的生活,玛格丽特决意离开那些有钱有势的公爵、伯爵,并同过去的“疯狂靡费”的生活习惯一刀两断重新生活,重新做人,她为自己的过去感到羞耻、脸红,但是,在那充满奸诈,欺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幸福何等遥远,享受做人的最起码的权力,何等不易!玛格丽特的愿望出现实发生于尖锐的冲突,并且现实最终毁灭了理想,这体现了悲剧的本质。

②玛格丽特的优美情操,还突出表现在自我牺牲的精神上。她和阿尔芒隐居乡间,为了还清债务并维持两人的正常生计,她暗中变卖自己的马匹,披肩等,典当自己的金银首饰。极力不让生活的烦恼来影响阿尔芒的愉快心境,更令人感动的是,由于她与阿尔芒的相恋。由于她的“不名誉”的过去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歧视和谴责,并且因此影响阿尔芒妹妹的“婚姻幸福”时,为了挽回阿尔芒全家的名誉,为了成全阿尔芒妹妹的幸福,她毅然接受阿尔芒父亲的恳求,怀着万分痛苦的心情离开阿尔芒,并以重操旧业为借口,断绝阿尔芒对她的一切恋情,这是玛格丽特对于阿尔芒家庭所能做出的最大的牺牲。在那冷酷无情的世界里,阿尔芒是她唯一的亲人,唯一的知心者,她正希望借助阿尔芒的爱怜,重新做人,过正常人的生活,对她来说,离开阿尔芒,不仅意味着爱情幸福的完全丧失,还被迫回到老路上去,重陷火坑,所以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资本主义环境势力的强大,冷酷,它无情地粉碎了玛格丽特的善良愿望,决定了她悲苦的人生道路,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最为人们所不耻的妓女身上,闪耀着何等高尚的精神品格,资本主义摧残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品质在内。

③玛格丽特的性格中,有一点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然而却是十分可贵的观点。那就是坚韧和忍耐的精神,她那忍受痛苦而决不诉苦的性格特征。她每次发病,决不把自己的惨象显示在众人面前,而是一个人跑进卧室,默默忍受。因为她心理清楚和她一起寻欢作乐的那些男子身上,全是些自私自利铁石心肠的家伙“他们花销钱财,并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他们的肉体,”他们的友谊,有时可以做到替你着想地步,可决不会忘记自己的利益。玛格丽特对周围冷酷环境人清醒的认识,沉默之中包含着反抗。她决不会真诚的同情与你,何必将自己的痛苦显示给他们看?玛格丽特的心灵深处,有着一种极力勉励自己向善的决心和愿望。她决意要做一个“好心的女人”,“一个体贴的女人”,她以牺牲自己,成全他人为重任。所以她能忍受极大的痛苦和牺牲,去成全阿尔芒妹妹的幸福,并以此引为骄傲,即使阿尔芒由于误会而鄙视她,仇恨她,一再“令她难堪”,当众给她种种侮辱和打击,甚至把她当作一个下流无耻的娼妓看待,付给她很厚价钱,她却心如刀绞地含泪忍受,而决不申诉真情。这样的描写,表明了作者对于自己主人公的精神品质的衷心赞美。当时的社会里,把这样的赞美赋给一个被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所不齿的妓女身上,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④玛格丽特爱茶花,尤其爱白色的茶花,这些“除了主人公品格的善良高尚,内心优美之处,还用以比喻她不幸的命运,她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却遭狂风暴雨的无情摧残,因而过早地枯萎,凋零,死亡。暴风雨就是指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玛格丽特卑微的社会地位,高尚的精神情操、纯朴的生活愿望,使她势必与周围污浊不堪的社会环境发生尖端冲突,激烈的矛盾冲突,而社会努力的强暴无情,也就决定了她不可逃避的悲惨命运。”

⑤玛格丽特的一生,是被侮辱和迫害的一生,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资产阶级的贪婪残暴,荒淫无耻,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自私,全都清楚地体现在玛格丽特的悲惨遭遇中,资产阶级曾经极力鼓吹自立统治的社会,是如何美好、幸福,极力掩盖它的矛盾,并把自己的丑恶嘴脸极尽涂脂抹粉,隐藏到华丽诱人的“金色书幕”中去。借以欺骗广大人民。小仲马却在这个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备受资产阶级凌辱与损害的妓女形象。她以满身的污泥、创伤,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撕毁资产阶级的假面具,戳破了它们苦心设计的金色帷幕,使他们直属血性的现实,感到震惊与愤然。

前面我们说过,虽然小仲马是一个非法的私生子,自幼便尝到了世态的炎凉以及社会的不平。因而对下层人民的困难与不幸,有着深切的感受,并对贪婪成性、荒诞成癖的金融资产阶级,怀有不满与憎恨。他极力摒弃资产阶级的习惯,以自己的满腔同情,衷心赞美自己心爱的女主人公,她来自下层,虽然误入污泥,却精神立法,在她的精神品格的反照之下,资产阶级的卑鄙为人,恶劣品性,更加突出,这就加强了作品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揭露和批判的力量。

评述:

①《茶花女》所引起的争论与轰动,主要在于它采取了独特的艺术手法。作品采用第一人称手法,表达人物思想感情时最易给人“真实而恳切的感受。全书模拟作者身分的“我”,对玛丽命运的关注和采访为起论,中间插入阿尔芒的痛苦,辛酸的自我回忆为中心内容,而以玛格丽特临终时的含悲忍痛,结束,通过三种不同化分的第一人称,不仅写出了作者和社会对于玛格丽特这一妓女命运的态度和反映,而且深入细致地展现出了“当事人”(阿尔芒与玛丽)尤其不幸交往中的整个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使整个作品充满浓烈的抒情色彩。不仅大大增强了作品,揭露社会现实的真实感,同时也使读者对于主人公的悲惨遭遇,产生强烈的同情与怜悯。

②在艺术构思上,作者十分注意精心安排情节,避免平铺直叙,采用倒叙、补叙等多种笔法,从玛丽的不幸早亡,对他的遗物进行拍卖这一轰动巴黎的事件而起,进而引出在拍卖时“我”所采购到一本署有赠送者的简单但含义不甚了然的题辞的书籍,再引出赠送者对死者超乎寻常的深切哀悼和怀念,这一个又一个就象悬念一般,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使他们对主人公的悲惨命运的强烈关注。整个作品的情节,就在这样的情势和气氛中,然而又细致的展开去,使人读来兴趣盎然,不忍释手,而读者的思想感情,也随着作品的主人公的命运的起伏变幻发展,处在不停的回旋激荡之中。

局限性:

①作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从《茶花女》通过它的艺术形式表现出的思想内容,对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有其特殊的意义,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作者始终未能突破资产阶级的狭隘界限。作者赋与玛丽善良纯朴的生活幻想,虽然与资产阶级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它始终未能与广大人民的生活愿望紧密结合起来,因而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她所追求的爱情幸福,即所谓“薄有财产”,“简陋的生活”、“恩爱的感情”等等,说到这,也只不过是一种小资的幸福而已,而在充满欺诈,掠夺的资本主义世界里,这种幸福是很行不通的。

②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生活的描绘里,表现了爱情就是一切,爱情高于一切的思想,玛丽失去阿尔芒的爱情,就觉得生活没有了意义,想尽快毁灭自己,阿尔芒也如此,失去玛格丽特而觉得生活灰暗无光,沉浸在无限的忧伤之中,这固然反映了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也说明这对资产阶级男女青年生活,思想与视野的极端狭窄。如果说在19世纪,对资产阶级爱情的虚伪与欺骗,封建讨论道德残忍,具有进步意义,对于今天年轻的读者来说,会有不健康的消极的影响,仅仅爱情是不够的。

19世纪90年代,著名翻译家林纾就将《茶花女》介绍到我国来,译成《茶花女衣名遗子》,这是第一部介绍到我国来的西方小说,对我国的文学界产生极大影响,看金色帷幕的掩盖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本质,这是历史与现实给予它的最好的评价。仲马父子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对父子。

睿智,机敏,幽默。   

 

 

 

 

 

 

录音整理:  吴忠顺  工业设计(011)

●虞维华    文法学院老师

《君主论》导读

引言:

“当人们的祖国成了绝对的问题时,那就绝不能再去考虑什么正义或不正义、仁慈或残忍、值得称道还是无耻之尤;相反,必须排除一切顾虑,义无返顾地将任何可以拯救国家的生命、使其保持自由的计划推向极端。”

          ——《论李维》第四十一章:国家理性

 

王国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大意是,哲学理论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却又不可爱。我认为,政治理论尤其是这样。儒家说人性本善,并说统治者都是谦谦君子,这种说法很讨人喜欢,可惜的是,这种说法的可信度越来越受到置疑;马基雅维里说人都有弱点,很容易上当受骗,说君主的行为如何的阴险狡诈、残忍狠毒,让人看了之后觉得很不舒服,可是,他的说法却很可信:试问有几个君主或政治家不是这样呢?

诗人席慕容说,脆弱的人性难以接受绝对的真实。因此,有些甜美的谎言把我们骗得好舒服,即使是真理也可能对人造成伤害,所以要把它包裹起来。有些事情是只能做却不能说的,而有些事情又是只能说却不能做的。可是,马基雅维里却把不能说的东西给说了出来,因此,他犯了忌讳。在这书里马基雅维里确信,他的所有的政治思想都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但当我们研究他的共和主义时,我们发现,他的政治现实主义非常之少。

马基雅维里(1469-1527)及其《君主论》

按多数人的思维,在读一本小说前,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的内涵,往往要先了解作者的一些背景。所以在解读《君主论》之前,在这里先了解一下作者的生平及其后人对他的一些评定.马基雅维里与绝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的是,马基雅维里本人具有丰富而曲折的政治经验和人生经历。他本人经历过文艺复兴繁荣到落后的时代,见证了当时整个的社会的改变,这些显然对他的理论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搞不清楚的是:究竟有哪些影响?

1494-1512年是他的任职期,大约在1495年,即佛罗伦萨共和国建立之初,在共和国政府里任助理员。

1498619日,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同年714日,被任命为“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在最高行政机关(执政团)的领导下负责外交和军政事务,时年29岁。

1512年,佛罗伦萨共和国覆灭,政治生涯结束,开始理论思考。

1513年,被美第奇家族囚禁,不久之后就被释放,幽居乡村,白天劳动,夜里则单独“与古人晤对”,探索治国之道,先后写成《君主论》、《论李维前十书》、《论战争的艺术》、《佛罗伦萨史》和喜剧《曼陀罗》。

152758日,德国和西班牙的军队洗劫了罗马,史称“文艺复兴”时期的终结——佛罗伦萨人乘机起义,试图恢复共和国。一个月后,马基雅维里在贫病潦倒中悄然而逝,一颗巨星就此陨落。

《君主论》问世之后,争论就开始了,而且到现在也没有停止的迹象.《君主论》大约写于15131515年之间,作者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直到马基雅维里死后5年即1532年才在教皇克莱门七世的赞助下出版。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作者本人及其著作在其同时代的人中获得了高度的评价和尊敬。只是到了1536年,英国的一个枢机主教开始讨伐《君主论》和它的作者。从此之后,四百多年以来,《君主论》及其作者就一直遭到人们的诸多议论,而且毁多于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马基雅维里本人是一位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吗?——该主义被等同于阴谋诡计、残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欺骗、谎言,等等。这个问题就像问“马克思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一样迷人,一样耐人寻味。

大家都承认的一个事实是,马基雅维里的文风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简洁、直率、清新,一点儿也不晦涩。然而,奇怪的是,就是这样的一本看起来不会引起争议的书,却无法避免被争议的命运。对它的理解,差异之大,分歧之多,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例如:《君主论》是一部讽刺作品;是一本警世录;是一部帝王宝鉴;一部反基督教的作品;拿破仑宣称,在一切政治著作中,马基雅维里的书是唯一值得一读的;罗素说它是“恶棍的手册”;墨索里尼则称之为“政治家的袖珍指南”并将之送给希特勒。

而作者呢?是一位忠诚的天主教徒;一位接触的人文主义者;一位热情的爱国者;一位冷静的专家;一个客观的政治分析家;一个道德中立的科学家;一个幻想家;一个天才;一个卓越的现实主义者;一个积极的共和主义者;一个魔鬼附体的人;一个大颠覆家;一个恶行的传授者;一个恶毒行为的博士;一个嗜血成性的、魔鬼的犯罪搭档;一个可耻的作家和无信仰的人等等。

在全部文献史中,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的命运,是对这样一句格言的真理性的最好的见证:“一本书的运气好坏全看它的读者的才能如何。”这本书的名声是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

伯林认为,马基雅维里的原创性在于他揭示了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永恒的悲剧性的冲突:各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同样是神圣的,同时也是不可调和的。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这种永恒的尖锐冲突就表现为基督教的道德伦理与共和国的自由是不可兼顾的。具体来说就是,基督教的道德伦理是关于基督徒日常生活的准则,它不仅对共和国的自由不利,甚至反而有害。

——马基雅维里所强调的是公共的自由,即国家的自由,这与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相对于公共权力的私人自由有根本性的区别。这是人文主义者所具有的自由观念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点不可不察。他所谈的是个人的美德、人性的尊严这一类的价值,感兴趣的是他自己的祖国相对于其敌对国家而言的独立与自由。这对于他来说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在基督教的世界里是革命性的。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共和国的自由和安全具有绝对的价值,这是判断正义与否、善良与否、道德与否的一个绝对标准。他并不是一个不讲道德的人——事实上,他本人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谈论的不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是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活,因此,出发点和结论就有所不同。这里存在着一个隐含的假设或者判断: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和政治生活的道德不是同一类道德,不可混淆,更不可相提并论。因此,不能用普通的论理学的视野去评价他关于政治问题的观点。将政治与道德区分开来——这是马克思所赞扬的一点——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伦理学必须考虑行为的动机,而政治问题却必须从结果来思考。伦理学与政治学的矛盾和冲突在以下一句格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善良的愿望是通往地狱之门。这一格言或许不大讨人喜欢因此不容易被接受,但是,我们也许必须习惯它。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反映了政治的基本现实。

马基雅维里本人的一段文字证实了这个印象,可惜的是人们一向不大注意。但是,我认为,我们在阅读、理解、评价马基雅维里及其《君主论》时是应该记住这段话的。“当人们的祖国成了绝对的问题时,那就绝不能再去考虑什么正义或不正义、仁慈或残忍、值得称道还是无耻之尤;相反,必须排除一切顾虑,义无返顾地将任何可以拯救国家的生命、使其保持自由的计划推向极端。”(《论李维》第四十一章:国家理性)

《君主论》被称为影响世界的十大奇书之一,其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远,不可估量;而马基雅维里主义则令人——尤其是政治家,政治家有几个不在内心深处喜欢、熟悉马基雅维里主义呢?——又爱又恨。这一切都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急欲一探究竟。

在阅读、理解《君主论》时,这里牵涉到一个阅读经典著作的方法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经典著作是历史的结晶,它们很重要,因此,有再三研读的必要。可是,经典著作又不好读。因此,有人就开玩笑说,所谓的经典著作就是那些每人都认为非常重要却没有多少人真正读过的那些书。

所有伟大的经典著作的共同特点是:

1、历史性与永恒性。

它们既是历史的,又是永恒的。所以,它们屡屡被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中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阅读、解释、传播。伟大的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无不是发生在他身边的具体的、现实的、紧迫的重大问题,传世之作就是他们思考的结晶。但是,仅仅具有历史性的现实感并不是成为经典的充分理由。它们之所以能够在经过了时间的无情淘汰之后流传下来,是因为它们深刻地思考了人类所面临的某些永恒的困境,他们的思考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域的局限,迫使后来者不得不一再回到他们那里去寻找某些东西。经典就这样形成了。无人问津的书籍正是因为无人问津才不成为经典。

2、经典著作作为一个文本的开放性。

经典之作并非僵化的、凝固的文本,而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领域和空间。而且经典著作的优势也就在于提供一个多维的,开放性的空间,不同的读者可读到不同的东西。例如钱中书在《写在人生边上》给《伊索寓言》就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因此,经典之作都有许多种解释,而且,人们为如何理解他们而长期争论不休。很难说某种解释就是绝对正确的,而某种解释就是绝对错误的。经典著作往往都有复杂的体系,并且表达晦涩,这也是造成理解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3、作者的意图难以推测。

由于种种原因,作者一般都不太愿意将其动机和意图和盘托出,作者的意图难以猜测,但又不得不要猜测作者的意图,这使得后人非常为难。我们往往不知道作者究竟想要干什么。此其一。其二,即使作者曾经明明白白地说出了他的意图,也难以让读者相信。作品本身的逻辑是否与作者的设想完全一致,也是一个问题。例如,《金瓶梅》、《红楼梦》、柏拉图,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主人公。作者的想法和读者的想法,难以、甚至是不可能完全一致。也许,思想家们故意设置一些陷阱引诱其他人上当受骗,而他自己则躲在一边偷偷地乐。

4、读者的目的和动机的多样性导致理解的分歧。

这也是一个问题。面对同一本书,甚至是同一篇文章、同一首诗,读者的目的和动机不一样时,读者的不同时所读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青年男女它理解为一的恋爱情诗,而道学家说为是政治的寓言,表示为臣民对君主的思念。但这些完全是合理的,正常的。即使是专业的研究者和思想家,甚至是对于一个概念——例如自由、民主、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人权、法治、宪政,等等——也会引起持久而尖锐的冲突和争论,对于同一著作做出大相径庭的理解,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5、翻译的问题所造成的阅读与理解上的困难。

翻译语言的风格问题——所谓的“翻译体”,即欧化的语言风格——在这里就不再讨论了。对于学术著作来说,基本概念是否准确,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好的翻译者应该是专业的研究者,否则,就可能出很多问题。

例如,《君主论》的第一章谈论的是君主国的种类和获得的方式,要么是依靠武力要么是“by fortune or by virtue”,汉语翻译为“由于幸运或者是由于能力”。这里的问题是:virtue 一词翻译成什么才好呢?英译本对这个词做了这样的注解:

NM uses virtue in both an old meaning and a new meaning (together in Chapter 8). The old meaning is moral virtue, and the new one is a combination of courage and prudence in the service of acquisition, visible to all so that it may be admired by all.

这个词的旧一点的含义是道德上的善行,而起新近的含义则是勇气和能力的混合。首先,美德这个词在文艺复兴时期包含能力这一概念,却不能归结为能力这个概念。

其次,美德与道德这两个概念不可混淆。美德包括力量、毅力、坚忍不拔、临危不乱、决断、果敢、顽强、有进取心等品质,而道德则是另外一种东西。由此出发,我们至少可以从一开始就不要对这本书进行道德判断。(参见伯林谈话录第55页。)

再比如:

“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性质的人应该是人民。”

——To know well the nature of peoples one need to be prince, and to know well the nature of princes one need to be of people .

这句话的汉语翻译就有点儿莫名其妙。——怎样表达才更加顺畅一些呢?

6、政治理论的政治性解释与真理性解释的矛盾关系。

政治问题不是一个真理性问题。它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人们是否接受某种政治理论,并不是取决于理论本身的真理性内核,而是取决于其他的东西,主要是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

这些原因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使经典之作的阅读和理解变得非常困难。因此,有人说,对于经典著作的唯一正确的阅读就是“误读”。因此,如果我对马基雅维里及其《君主论》的理解不对的话,那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正确的解释,所以就由我们去瞎掰了。

在开始解读《君主论》时,也许先要了解马基雅维里一部作品《曼陀罗》。专家说“不懂《曼陀罗》就不懂《君主论》。专家说,“不读《曼陀罗》,就不懂《君主论》。”

作者在1518年创作了它,公演后获得了巨大成功,使马基雅维里赢得了喜剧作家的美名。剧中,愚昧无知而善良的商人、妻子和岳母求嗣心切,狡猾的淫棍和邪恶的教士狼狈为奸,商人一家上当受骗后仍然沾沾自喜。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在于道德,而在于人性的现实。在《君主论》第十五章中,马基雅维里这样写道:

“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是论述事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事物的想象方面。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或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相待,那么他置身于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善良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运用还是不运用善良行为。”

这段话可以作为理解马基雅维里的作品的纲要。

如果一个人主张人们应该如何根据美德而生活,那么,他就进入了一个虚幻的王国。古典的即传统的哲学家们就是这样。然而,当谈到“事物的想象方面”时,他想到的还有上帝的王国。以他的观点来看,这个王国不过是空想家们不切实际的奇思妙想。公正的统治只存在于公正的人们所统治的地方。在现实中,人们都是有缺憾的,因此,政治统治必然也是有缺憾的。理论家只能从这里出发。

要读懂君主论,就必须知道并理解马基雅维里关于人的缺憾的基本观点。这是逻辑起点。他之所以关心人性,事实上是关心人的生活状况;因为,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就可以正确地描述他们就是如何统治和被统治的。

经过前面的这么多的准备工作,我们就可以进入《君主论》的主题了。

如果能够搞清楚作者是为谁而写作的,那么就可以回答他为什么写这个问题,此后的阅读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了。可惜的是,这个问题不容易弄清楚。即使作者已经就此写了一些东西,也仍然是这样。

1、自述:

在《君主论》的开篇“献词”中,马基雅维里这样写到:

“我想,一个身居卑位的人,敢于探讨和指点君主的政务,不应当被视为僭妄,因为正如那些绘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便高居山顶一样,同理,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性质的人应该是人民。”

——To know well the nature of peoples one need to be prince, and to know well the nature of princes one need to be of people .

马基雅维里的本意究竟是想让君主更好地了解人民以便更好地统治呢,还是想让人民更好地了解统治者以便获得自由?谁知道。也许,是兼而有之吧。就象李宗吾的那本《厚黑学》一样,倍受争议,却不知道究竟是出于愤世嫉俗还是救国救民或是在出馊主意。

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是一部供学者们研究和政治哲学家们去评论的纯粹的学究式的论著;不能被理解为只是为满足一种理智好奇心。

与友人谈《君主论》的写作:

“我已经把我同古人的谈话中所学到的东西记下来,而且写成一本小册子,题为〈君主论〉。在这部书里,我竭力深入探索这个课题,讨论君主国是什么,它有哪些种类,怎样获得、责骂与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如果这个所谓的“新君主”是确有所指,即指的是当时统治共和国的美第奇家族,并且可以由此而坐实他的“献词”,那么,就没有什么好争论的:这不过是一本献给当权者以求有所回报的普通的书,这类东西多得是,要多少就有多少,不值得大惊小怪。

如果这个“新君主”是虚指,是有所期待于共和人士,那就复杂了。

前者很好解释,而后者则将问题复杂化了。该相信哪一种呢?学者们都选择了后者,而政治家或政客们却都选择了前者。这种差别是意味深长的。是学者们自作聪明,还是政客们过于实用主义了?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马基雅维里却将冷漠之情完全抛开,言辞恳切、感情真挚地呼吁要“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许多人就根据这一章断定马基雅维里的这本书是为意大利的独立、解放和共和事业服务的。但是,也有人认为,最后一章与前面25章的调子完全不一致,所以,这一章要么是别人加上去的,要么是作者本人硬加上去以掩人耳目的。

2、国内流行的主流解释:

马基雅维里致力于追求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因此才呼唤一个新君主的出现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有历史的进步性。然而,他对人性的认识太极端、太阴暗、太片面。问题在于,论述过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的作家大有人在,为何他能够独领风骚?其中必然另有原因。——这种解释的毛病在于:必须将前面的章节都看作是为这最后一章做准备的。可是,最后一章与前面的25章的关系实在是不清不楚的。

3、卢梭的看法:讽刺、秘密意图

《社会契约论》第95页:

“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国王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君主论》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马基雅维里是个正直的人,也是个善良的公民;但由于依附于美第奇家族,所以不得不在举国压迫之下把自己对自由的热爱伪装起来。他选择那样一位可诅咒的主人公这件事本身,就充分显示了他的秘密意图------

4、斯宾诺莎的认识

对他来说,马基雅维里不仅是一个非常坦率和敏锐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个非常狡黠的作家。他把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诡计多端的大师来尊敬。不管怎样,这种评价与历史事实是不相一致的。倘若马基雅维里主义意味着欺诈或虚伪,那么,马基雅维里绝不是个马基雅维里主义者。

5、施特劳斯的评论

“《君主论》乃是君主们的一面镜子,为君主们立此存照。其协作目的是传统的风格手法。与此相应,所有章节的标题都是拉丁文。它强调而不是掩饰了以下事实:即《君主论》是在传统的幌子下传送带有革命性的主张。”——革命性在于:非道德,精于计算。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解释,则起革命性就在于政治合法性基础、原则等相对于宗教国家具有根本的差异。

6、剑桥学派的评价:

是无数同类著作中的一本,卑之无甚高论:是教导君主或可能成为君主的人如何得到权力、如何巩固权力的教科书。

作者本人对于他所要讨论的问题的新颖性有充分的自觉意识:他要谈论的是一种不同于基督教国家的世俗的国家,其权力的来源方式、权力的正当性依据等等,都是完全新颖的。即他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个新的国家形式、结构、运行机制等新问题。

1、政治领域重心的迁移:新的政治实体中的政治能力

当马基雅维里构思地的这部著作时,政治领域的重心已经移动了。新的政治力量已经崭露头角,这种中世纪的体制对它一无所知的力量必须得到说明。在研究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时,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的全部思想几乎都集中于这种新的现象。倘若他谈到政府、城邦共和国或世袭的君主政体的通常形式时,总是非常简略。这种情况表明,所有这些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政府形式似乎都不能唤起马基雅维里的好奇心,似乎它们都不值得激起他的科学兴趣。但是,当马基雅维里开始描述新的人物。分析“新的君主国”时,则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调,不仅专心致志,而且迷恋忘返,情意荡然。在他谈论切萨雷·博尔贾时,我们感到其中的每个词都洋溢着这种强烈而奇妙的魅力。马基雅维里对切萨雷·博尔贾为摆脱他的敌人而采用的谋略的描述,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是他最富有个性特征的作品之                                                                                       一。并且远在切萨雷·博尔贾失败之后,他仍然有这样的感受。“瓦伦提洛公爵”永远是他的一个典范。他坦率地承认,如果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国家的话,那么,他将永远仿效切萨雷·博尔贾的著名典型。

把上述情况仅仅看作是对切萨雷·博尔贾的一种个人的同情,这种说法是无法解释的。马基雅维里没有理由爱他,相反却有最有力的理由惧怕他。他一直反对教室的世俗权力,在这种权力中,他看到了对意大利的政泊生活的最大的危险之一。而切萨雷·博尔贾比任何人都更为趋向于扩大教会的世俗统治权。另一方面。马基雅维里非常理解:切萨雷·博尔贾政治的胜利将意味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毁灭。尽管如此,马基雅维里在谈论他本城邦的敌人时,仍然不仅带有尊重,甚至还有某种或许其他任何历史学家对切萨雷·博尔贾都不曾感受到的那种敬意,那么,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如果我们注意到,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敬畏的真正根源不在切萨雷·博尔贾这个人本身,而在于他所创立的“新兴国家的结构”,这才是唯一可能理解的。马基雅维里是完全意识到这种新兴政治结构的真正意义的第一位思想家。他不仅发现了它的起源,而目预见到它的结果。在他思想中先入一着地预见到了欧洲未来政治生活的全部过程。正是这种真知灼见,促使他以极大的关注和严谨去研究新的君主国的形式。他完全意识到,与以往的政治理论相比,他的这种研究将被看成某种“出格”,他为自己这种不会常规的思路作了辩解。他在《君主论》的第六章中说道:

当论述君主和国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国的时候,我援引最重大的事例,任何人都不应感到惊异。……因此我断言,在一个由新君主统治的全新的君主国里,为了保有这种国家而遇到的困难有大有小,这是按照获得这种国家的人的能力之大小而异的。从布衣一跃而为君王,就是以能力或者幸运为其前提条件,从而,这两方面当中任何一面都会使得困难减轻几分,这是显而易见的。

马基雅维里在谈到那些纯粹以传统和合法理论为基础的国家时,或是带有某种轻蔑,或是带有一种公然的嘲讽。他宣称,教会国家是非常幸运的,因为经过古代的宗教制度和历史悠久的权威不断加固强化,它们要想维持自己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由于这种国家是依靠人类智力所不能达到的更高的力量支持的,我就不再谈论它了;因为这种国家显然是由上帝所树立与维护的,如果议论它,就是狂妄的冒失鬼的行为。”能够引起马基雅维里兴趣的,是另外某种与那些安宁而和平的共和国的形式不同的东西,是一种曾经由强权所创造并仍将由强权所维持的新的政治实体。

2、政治权力的来源:从神圣到世俗

然而,这种政治观点不是唯一的。为了理解马基雅维里学说的全部涵义,我们必须以一种更加宽广的视野来看它,还必须在政治观点中增加哲学的观点。然而,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分析、评价和批判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时,彼此争执不下,因为这种哲学的帮助却被不恰当地否定了。此外,在我们现代哲学史的教科书中,我们看不到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章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难以理解的,也是不合理的。无论是在古典的还是在中世纪的意义上,马基雅维里都不是一个哲学家。然而,他的著作对现代哲学思想的一般发展却有一种间接而强烈的影响。因为他最先坚定明确地并且不容置疑地排除了整个经院传统。他推翻了这种传统的基石即等级制度。

中世纪哲学家们曾一再引用圣·保罗的格言: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国家的神圣起源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在那个时代的初期,这一原则仍然充满活力的。

作为一个政治的现实主义者,马基雅维里断然抛弃了中世纪政治体制的全部基础。对于他来说,所谓国王权力的神圣起源完全是奇谈怪论。它是一种幻想的产物,而不是政治思想的产物。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第十五章说道:

现在尚待考察的是,君王对待臣下和朋友应该采取的方法和行动。关于这一点,我知道有许多人已经写过文章,现在我也写起文章来,特别是当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观点与别人的不同,因此,我恐怕会被人认为居傲自大。可是,因为我的目的是写一些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的方面。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

马基雅维里没有遵循经院哲学争辩的老路。关于政治理论或准则,他从不参与争论。对于他,政治生活的事实是唯一有效的论证,它足以指明“事物的本质”,销毁等级制度和神学政治制度。

这里,我们在文艺复兴的新的“宇宙论”与新的“政治学”之间,又发现了一种紧密的联系:在这两种理论中,“较低的世界”与“较高的世界”之间的差别消逝了。同样的原理和自然规律,既适用于“之下的世界”,也适用于“之上的世界”。无论在自然秩序中,还是在政治秩序中,事物都处于同样的水平上。马基雅维里以与研究和分析了自由落体运动的伽里略同样的精神,分析研究了政治运动,使自己成为政治静力学和政治动力学这门新型科学的奠基人。

另一方面,说马基雅维里唯一的目标是尽可能清楚而又准确地描述确定的政治事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在活动了。一种理论所要求的,则远远不止这些,它需要一种建设性的原理来统一和综合现实。世俗国家的存在远远早于马基雅维里的时代。政治生活完全世俗化的最早事例之一,是弗雷德里克二世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国家。在马基雅维里写这部著作之前,这个国家已创立三百年了。在现代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绝对的君主政体,它使自己摆脱了教会的一切影响。这个国家的官员不是教上,而是俗人。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在行政管理中都享有同等权利,没有任何入仅仅由于宗教的原因而被放逐。

通过前面各论述,接下来我们必须谈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关于马基雅维所阐述的人的道德问题。

1、关于最后一章

《君主论》里包含着最不道德的东西。马基雅维里毫无顾忌地把各种各样的欺诈哄骗、背信弃义、刻毒凶残都举荐给统治者。但是,仍有那么一些现代的作家,故意闭起眼睛无视这一明显的事实,他们不是对此作出解释,而是竭力否认这一非实。他们告诉我们,马基雅维里向君主举荐的措施,不管其本身是如何的要不得,但本意是为了“共同的善”。统治者也不得不尊重这种共同的善。可是,我们在哪儿能够发现这种精神之所在呢?《君主论》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用一种完全是毫不妥协的方式来描述的。这部著作以一种完全超然的态度,描述了夺取和维护权力的方法和手段,而关于这种权力的“正确使用”,这本书却只字未提。它对出于对国家的何种考虑来运用这种权力都不加限制。只是在几个世纪之后,意大利的爱国者才开始把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全都解释成他们自己的政治的和民族的理想主义。

然而,这对我们的问题只是一种修辞学上的回答,而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回答。要把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看作是一篇道德论文或一本政治德行手册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不需要讨论《君主论》的最后一章(即“把意大利从蛮族的束缚中解救出来”的著名奉劝),是该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后来添加的这样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很多现代的马基雅维里的研究者论及《君主论》,仿佛全书都是为这个结束章节作准备的,仿佛本章不仅是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顶点,而且也是其精髓似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据我所见,“说服力”在这种情况下取决于论题的辩护者。因为全书和最后一章在思想上和风格上存在看明显的不同。在该书里,马基雅维里完全是以一种超然度外的精神来讲话的。每个人都可听到而且认为他的劝告不仅适用于意大利,而且也适用于意大利的最危险的敌人。

2、政治家的错误和愚蠢

在第三章里,马基雅维里用最长的篇幅讨论了路易十二在侵入意大利期间所犯下的一切错误。他宣称,没有这些错误,路易十二是不难达到他征服整个意大利的目的的。他用斯宾诺莎的话,将这些东西说成仿佛是线、面、体。他不攻击道德原则,但他发现,这些原则在思考政治生活问题时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马基雅维里把政治运动看作好像是下棋游戏。他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游戏的规则,但他毫无改变或批评这些规则的意思。他的政治经验教会地,如果没有欺诈、哄骗、背叛和犯罪,游戏是从来就玩不成的。他既不责备也不举荐这些东西。他唯一关心的是找到最好的一着——在游戏中取胜的走法。当一名棋手走出一种大胆的套路,或者当地试图用一切计谋和策略来欺骗他的对手时,我们兴高采烈,而且羡慕他的技巧。这就是马基雅维里看待在他眼前演出的伟大的政治剧变换场面的确实态度。他不仅感兴趣,而且如醉如痴地沉迷于其中,以至于情不自禁地说出他的看法。他有时会因一着坏棋而敲自己的脑壳,有时他还爆发出钦佩的喝彩。他从没有想到去问一问是谁在下棋。棋手可能是贵族或共和主义者,野蛮人或意大利人,合法的君主或篡位者。但这对于一个仅对棋本身感兴趣的人来说,很明显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在他的理论中,马基雅维里容易忘记政治的游戏并不是棋手们,而是真正的人即有血有肉的人玩的,而这些人的祸福是朝不保夕的。

3、理论家和爱国者

确实,在最后一章里,他那种冷漠和超然的态度给一种全新的解释留下了通道。就个人而言,我们或许更为喜欢最后一章的情感特征而不是其他章节的那种冷漠的特征。当然,断言马基雅维里在书里隐瞒了他的思想,认为他在书中所说的话都只是假话,也是错误的。马基雅维里的书是诚实正直的,但受他的政治理论所支配。没有人曾对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有过怀疑。但我们不应该把哲学家和爱国者混淆起来。《君主论》是一部政治思想家而且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政治思想家的著作。很多现代学者都容易忘记或者至少是低估马基雅维里理论的激进主义。他们在努力清除由于他们把他的著作搞得混乱不堪而指责他所作的一切,从而为马基雅维里昭雪声誉。他们描绘了一个无害的、不关痛痒的,但同时又是非常浅薄的马基雅维里。

真正的马基雅维里是极为危险的,危险在于他的思想而不是在于他的性格。缓和他的理论就意味着对他的理论的歪曲。一个温和的或者冷淡的马基雅维里的画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的画像。“凶暴的”冯基雅维里的概念就像一个“虚构的东西”那样是和历史的真理极为对立的。这个人本身是不愿意妥协的。在他对政治行为所作的判断里,他一再地告诫要反对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罗马的伟大和昌盛就在于: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那种不充分的措施被人避免了。只有软弱的国家才总是在作决断时犹豫不决,而延宕的决定总是可恶的。确实,人们一般说来很少知道何为完全的好何为完全的坏。而恰是在这一点上,真正的政治家、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有别于一般人,真正的政治家是不愿从这些标示着一种天生的伟大罪行中退缩的。他或许会做很多善行,但当环境需要一种不同的进程时,他会成为“臭名昭著的恶人”。这里,我们听到了真正的马基雅维里的声音,而不是传统上的那个马基雅维里的声音。而且即使马基雅维里的一切劝告都注定仅仅是为了“共同的善”,那么,谁是这种共同的善的裁决者呢?很明显,君主本人而外是没有任何人能担当此裁决者的。而君主总是喜欢把共同的善与他的私人的兴趣相等同。他将按照这条格言行动:“朕即国家”。再者,如果共同的善能够为马基雅维里在书中所举荐的那些东西作辩护,如果它能被用作欺诈、哄骗。犯罪和凶残的藉口,那么,它就几乎不能和共同的恶相区分了。

然而,在人类的文明史中还留有一个极大的难题:一个像马基雅维里这样的人,一个伟大的高贵的心灵,如何会变成“昭著的恶”的鼓吹者呢?而且,如果我们将《君主论》与马基雅维里的其他著作相比,这个难题就变得更使人迷惑不解了。在其他著作里,有很多东西看来都和《君主论》则所阐述的观点公然对立。在他的《李维史论》里,马基雅维里是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说话的。在罗马的贵族和平民的斗争中,他的同情明显是在人民一边的。他保护人民,反对那种说人民反复无常、毫不稳定的指斥。他宣称,公众的自由,保卫在平民手中要比保卫在贵族手里更为安全。他以极为不同的口吻论及纨绔子弟,这些人依靠他们的等级的收入,过着富裕悠闲的生活。他宣称,这类人在每一个共和国或者国家之中,都是非常有害的。但更为有害的是这些人,他门是其等级之外的要塞和城堡的领主,他们有着听他们使唤的家臣和奴仆。当然,这两种人充斥于那不勒斯王国。罗马哥纳和龙巴底,因此在这些省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共和国或自由的政府形式从来没有存在过,因为这一类人是自由机构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在把一切都作了考虑之后,马基雅维里宣布,人民比君主更聪明、更恒定。在《君主论》里,我们极难听到这类声音。这里,切萨雷·博尔贾的吸力如此强烈,以至于它似乎完全消除了一切共和的观念。博尔贾的方法变成了马基雅维里政治反思的隐蔽的中心,他的思想不加抗拒地被吸引于这个中心。马基雅维里说:

当回顾公爵的一切行动之后,我认为他并无可非难之处,恰好相反,我觉得应当像我在上面提出的把公爵提出来,让那些依靠幸运或者依靠他人的武力而取得统治权的一切人效法。因为他具有至大至刚的勇气和崇高的目的,他只能采取这种行动,舍此别无他途。只是由于亚历山大的短命和他本人的患病,才使他的宏图终成画饼。

如果马基雅维里要对切萨雷·博尔贾有所指责的话,那不会是他的性格、他的残酷无情、他的背信弃义和贪得无厌,因为他对这一切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他对他的责备只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错误:允许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朱利奥二世在亚历山大六世死后当选教皇。

4、马基雅维里的共和理想

一个共和主义者能够把瓦伦提诺公爵当作他的英雄和典范,这似乎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在一个像切萨雷·博尔贾这样的统治者统治之下,怎么会有意大利共和国及其自由的习俗制度?然而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里,有两个似乎是不相一致的理由对它作了说明:一个是一般的理由,一个是特殊的理由。马基雅维里确信,他的所有的政治思想都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但当我们研究他的共和主义时,我们发现,他的政治现实主义非常之少。马基雅维里曾经忠心耿耿地为佛罗伦萨城邦的事业效劳。他曾作为城邦的书记官反对过梅迪奇(Medici)家族。但当梅迪奇家族重新得势以后,他希望保住自己的位置,并做了最大的努力同新的统治者修好,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马基雅维里不用政治纲领之话来宣誓效忠。他的政治纲领不是一种坚定顽强、毫不妥协的共和主义。他能够很容易地接受贵族的统治,因为他从没有推荐过一种暴民政治,一种民众的统治。他宣称,人民的声音已经被当作上帝的声音,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但另一方面,他又确信。给予国家一个新制度,或在新的基础上重建旧制度,必须是一个人的工作。群众没有一个头就毫无用处。

如果马基雅维里赞慕罗马的平民的话,他也不会同样地相信现代国家的公民统治自身的力量。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其他别的思想家不同,他并不抱有恢复古代生活的希望。罗马共和国是建立在罗马的德行之上的,而这种德行永远消失了。马基雅维里把复兴古代政治生活的企图看作是痴心妄想。他的头脑是一副敏锐、清晰、冷静的头脑,而不是幻想和热情的头脑。马基雅维里在十五世纪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看不到任何东西来激励他的共和理想。作为一个爱国老,他对他的同胞感到强烈的同情,但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又对他们作非常严厉的判决:他的情感近似于蔑视。他只是在北部还能够发现一些自由之爱和古代德行的遗迹。他说,北部的民族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拯救,是因为它们没有学会法国人、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的生活方式,即这种世界性的腐败。马基雅维里对他自己时代的这个判决是不可改变的,他甚至不承认任何人能对此提出疑问。他说:

如果在我的论文里,过分赞扬古代罗马,同时就是对我们自己时代指责的话,我不知道我是否值得被算作那些自欺欺人的人。实际上,那时显示出来的优越同现在所呈现的腐败是清楚无比的。我在不得不说话时也应更加提防……但既然每个人都已看到,事情是如此的清楚,我将自由大胆地说出我想的一切,不管是谈及旧时代还是新时代,为了使那些碰巧读我的这些著炸的年轻人的头脑避开现代的例子,我都准备效法古代提出的这些例子,无论何时,机遇总提供机会。

马基雅维里决不是特别喜好现代“新的君主国”入他不会看不到现代专制的一切缺陷和罪恶。但他认为,在现代生活的环境和条件下,这些恶是不可避免的。毫无疑问,马基雅维里本人对于他举荐给新国家的统治者的大多数的措施都是憎恶的。他用了那么多的话来告诉我们,这些措施是最为残酷的权宜之计,不仅仅是每一个基督徒部对之反感,而已是每一个文明的行为规则以及每一个人都应当避开的,就这些措施对人类如此有害来说,那就宁可选择去过一种个人的生活也要比当一个国王为好。但他又特别地补充说,谁要不能保持走公正的善之路,必得保存自身而走恶的路。“或是凯撤,或是虚无”,或者过一种个人的、无害的、不招人怨的生活,或者进入政治舞台,为权力争斗,并用最为残酷和激烈的手段来维持权力。在这两种生活之间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

5、政治教师还是医生:马基雅维里的人的怀疑主义

当论及马基雅维里的“非道德主义”时,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不要用我们现代的意义来理解这个术语。马基雅维里并不是从一种“超善恶”的观点出发来对人类行动作出判断。他对道德没有任何蔑视,但他对人很少尊重。如果说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那么他的怀疑主义与其说是哲学的怀疑主义,不如说是人的怀疑主义。这种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的最好证据和这种对人类本性的深深怀疑的最好证据,可以在他的喜剧《曼陀罗华》里找到。这部喜剧文学的杰作或许比他的政治著作和历史著作更能展示马基雅维里对他同代人所作的判断。因为他在他的同代人和他自己的国家那里看不到任何希望。他在《君主论》里努力向国家统治者的头脑中反复灌输对人的深深的道德堕落的确信。这是他的政治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统治人的首要条件是理解人。只要我们有对一个人的“性本善”的幻想,我们决不会理解他。这样一种“性本善”的概念可能是非常人道和仁慈的,但在政治生活中却被证明是极为荒谬的。马基雅维里说,那些写书论述公民统治的人,否认把“性本善”作为第一原则。一切历史学家也作同样的论证说,无论谁要建立一个国家,并且要制定统治这个国家的合适的法律的话,就必须预先假设,所有的人都是性本恶的,他们不会看不到,一旦有了适宜的机会,人心就会自然堕落。

这种堕落是法律所不能救治的,它只有用武力来救治。实际上,法律对每一个国家都是必不可缺的,但一个统治者应该使用其他更为使人信服的论证。马基雅维里说,一切国家,不论是新的、旧的还是混合的国家,其最好的基础是好的法律和好的武装。没有武装,好的法律是无效的。另一方面,好的武装对于这样的法律来说又是举足轻重的。既然如此,那么,我在这里就不再为法律作论辩而只谈论武器。即使是圣者、宗教上的先知,一旦他们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也总是按照这个原则而行。没有这样一种原则,那他们在开国之初就丧失了统治。

当然,马基雅维里对善良、贤明、高尚的统治者的喜爱远胜于那些坏的残酷的统治者。他对一个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喜爱远胜于对一个尼禄的喜爱。然而,如果一本书完全是为这些好的和公正的统治者写的,这本书可能是很优秀的,但是却找不到多少读者。这对国王是例外而不是规则。每个人都承认,一个君主要是保持诚实,过一种正直的生活,是如何地值得赞扬,然而,事实却是,一个君主不得不学会与此相反的艺术——诡计和奸诈的艺术。

君王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特有的斗争方法。关于这一点,古代的作家们早已秘密地教给君主了。他们描写阿基里斯和古代许多其他君主怎样被交给半人半马的怪物基罗尼喂养,并且在它的训练下管教成人。这不外乎说,君主既然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他就必须知道,怎样运用人性和兽性,并且必须知道,如果只运用其中一种而缺乏另外一种,那么不论哪一种都是不经用的。君王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让豺狼惊骇。

这个著名的比喻是一种高度的刻画,而且是有启发性的。马基雅维里并不是要说,一个君主的教师应该是一头野兽,然而他又不得不做野兽。他可以和君主们面面相对,直呼其名而不必畏缩。仅仅在政治活动里才从不实行人道。甚至最好的政治也仍然只能保持在人性和兽性之间的交界处。因此,政治教师必须懂得两件事:他必须一半是人,一半是兽。

在马基雅维里之前,没有任何政治著作曾经是以这种方式来说话的。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的理论同他前辈们——古典的和现代的作者们的理论的区别。帕斯卡尔说,有一些话能突然出乎意料地使全书的意思弄得一清二楚。一旦碰到这些话,我们对全书的特征就不会再有任何怀疑了,一切模糊含混之处顿时消失了。马基雅维里所说的一个君主的教师必须是“半人半兽”,就是这类的话。它像一道迅疾的闪光,揭示了他的政治理论的本质和目的。没有人怀疑,政治生活作为存在着的事实充满着罪行、奸诈和犯罪。但马基雅维里之前,没有任何思想家去承担教授犯罪的艺术,这些事是光说不做的。马基雅维里承诺要成为一个教授奸诈、背信弃义和残酷艺术的教师,倒是一件闻所未闻之下。而且他在讲授中还非常彻底地和盘托出,毫不犹豫、毫不妥协。他告诉统治者,既然残酷是必不可少的,那就应该快点残酷无情地去做。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才会有一种欲求的效果。它们将证明“残酷是有用的”。推延或减缓一种残酷的措施是毫无益处的;必须一下子做成,而且不顾及人类的一切情感。一个赢得王位的篡位者一定不允许任何别的男人或女人挡他的道,他必须把合法统治者的全部家族斩草除根。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被称作不道德的,但在政治生活里,我们不能在“善”和“恶”之间划一条明显的界线,二者经常变换位置。如果好好地考察一下每一件事,我们就会察觉,某些事情好象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有一些书情看来是恶行,但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和福祉。政治里的一切都在变换着位置:美好的是丑恶的,腐朽的是美好的。——政治过程讲究的是结果。

《君主论》之所以会让后人认为是一部名著,并引起人们的激烈的争论。马基雅维里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有一些现代的马基雅维里的研究者,用一种大为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的著作。他们告诉我们,这本书与其说是一个激进的创新,毋宁说终究不过是平常的东西,它属于为人所熟悉的文献类型。这些作者向我们保证,《君主论》仅是那以各种各样的题目为国王的教育所写的无数部书中的一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文献中充满了这一类的论著。在公元八00年到一七00年之间,出了近千本书,告诉国王如何做人,这样他在“他的大办公室里可能会是清楚的。”大家都知道并且读过这些书:《论君主的职责》、《论管理原则》、《论统治原则》。马基雅维里仅仅是向这个长长的书单增加了新的一节。他的著作与其说是“自成一类”的书,毋宁说是一本典型的书。《君主论》没有任何真正的新奇之处,既没有新奇的思想,也没有新奇的风格。这是剑桥学派的主要观点。

然而,要反对这种判断,我们可以求助于两个证据:即马基雅维里本人的证据和他的读者的证据。马基雅维里深信他的政治观点的独创性。他在他的《李维史论》的序言里写道:“靠自然根植于我的欲望所激励,我毫无畏惧地承担那些我认为向一切人提供共同益处之事。我走上一条无人走过的路,这虽然使我遭受麻烦,然而也会使我赢得那些以友好精神判断我的努力的人的感谢。”这个希望并没有落空,马基雅维里的读者作了同样的判断。不仅是学者和政治的研究者阅读他的著作,该书得到广泛的流传。几乎任何一个伟大的现代政治家都知道马基雅维里的书并对该书着迷。在它的读者和倾慕者中,我们看到有梅迪奇、查理五世、里舍留、瑞士的克里斯提娜女王、拿破仑这些名字。对这些读者来说,这部著作远远超过一本书,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它是向导和指导原则。如果这本书只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形式的样本,那么,《君主论》具有如此深远持久的影响是难于理解的。拿破仑宣称,在一切政治著作中,马基雅维里的书是唯一值得读的。

要揭示《君主论》和其他一切著作(如《论统治原则》)的明显的不同之处,我们并不需要仅仅依赖自己的判断。其他的更好的读者会证明,在马基雅维里的观点和以前的政治著作家的观点之间有着一条真实的鸿沟。当然,《君主论》有它自己的先驱,什么书会没有呢?我们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不少和其他著作家类似的话。但是,文字上的相似并不一定能证明思想上的相似。《君主论》属于一种同以前的作者对这一主题的论述颇为不同的“舆论”。其区别可用两句话来加以描述:传统的论著如《论皇室与统治》、《论皇室的管理》、《论皇室和皇室管理》,是“教学法的”论著,其目的在于对君主进行教育;而马基雅维里没有野心,也不企望去完成这样的任务,他的著作所关切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它只是告诉君主,如何去夺取权力,并且在困难的环境里,如何去保持这种权力。马基雅维里还不足以天真到这一步,即,设想“新君主国”的统治者,像博尔贾这样的人,是“教育”的适宜的主体。在以前或以后自称是“国王的明镜”的书里,自以为能使君主像在一面镜子里那样,从中看到他的基本的职责和义务;但在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里,我们到哪儿去找这类东西呢?在他的著作里,“职责”这个术语似乎是失踪了。

然而,如果仅仅根据《君主论》不是道德的或教育法的论著,是不能得出它是一本不道德的书的结论的。无论是道德的书或是不道德的书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君主论》既不是一本道德的书,也不是一本不道德的书,它只上一本关于技巧的书。我们不能在这本技巧书里寻找道德行为的规则和善与恶的规则。如果我们被告知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用的,这也就足够了。《君主论》里的每个字都必须用这种方式来读。对统治者来说,这部书既不含有道德的方剂,也不邀他去犯罪。它特别关切的东西及其目的在于“新的君主国”,它只试图给新君主国以劝告,这些劝告对新君主国自身免遭危险是必需的。这些危险,对于新君主国比对一般国家——教会国家或世袭的君主国的威胁要大得多。为了避免这些危险,统治者必须求助于非常手段。但要等邪恶攻入政治机体之后才去寻求补救就太晚了。

马基雅维里喜欢把政治家的艺术和熟练的医生的技艺相比。医疗的技艺包括三个部分:诊断、预后(根据症状预测能否治愈)和治疗。在这三者之中,一个良好的诊断是最为重要的任务。首要之事是在恰当的时刻辨识出疾病,以便能能够为防止其后果作准备。要是这一下搞错,病症的治愈就成了毫无希望的了。马基雅维里说:

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这样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国家事务也是这样,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就能够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至任何人都能够看到的时候,那就无法挽救了。

马基雅维里的所有劝告都应该这样来理解。他预见到了那些威胁到不同形式政府的可能的危险,并劝统治者作好准备。他告诉他们,为了建立和保持政权,避免内部倾轧,预见和防止阴谋活动,他必须要做的事。所有这些劝告都是“必须遵守的规则”,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是“技巧方面的命令”。康德说:

至于目的是否合理、手段是否善良的问题,这里并不涉及,而只是为了达到目的,人们必须这样做。一个医生为把病人完全治愈作出决定,和一个放毒者为了保证把人毒死作出的决定,就它们都是服务于意图的实现来说,在价值上没有什么两样。

这些话是对马基雅维里的态度和方法的精确描述。他从来不对政治行动进行责备或赞扬,而纯粹是给予一种描述性的分析,和医生对某种疾病所用的是同样的方式。在这样一种描述里,我们仅仅关切描述之真,而不关心被描述的事物。甚至读最坏的东西,也可以做一个正确的和卓越的描述。

马基雅维里以化学家研究化学反应的同样方式来研究政治行为。确实,一个在实验室里制作一种强烈毒药的化学家对这种毒药的后果是不负责任的。毒药在熟练的医生手里,可能会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而在谋杀者手里,却可以害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对化学家给予赞扬或责备。他的责任在于给出这种毒药的方程式。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中含有不少危险的和有毒的东西,但是,他是用科学家的清醒和冷漠来看待这些东西的。他开出了他的政治方剂。他开的这些方剂将被使用,但是,是被用于善的目的,还是被用于恶的目的,与他的方剂无关。

马基雅维里想介绍的东西,不仅是一种新的科学,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政治艺术。他是第一个论及“国家的艺术”的现代作者。在他的眼里,国家没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只有成功与否的差别。他所发现的政治技艺,同时适用于合法的——即正当的——国家与不合法的国家。政治智慧的太阳既照耀着合法的君主,也照耀着不合法的君主;既照耀着公正的统治者,也照耀着不公正的统治者。用冷静的、不偏不倚的科学精神来对待政治现象,这就是马基雅维里的方法。

确实,他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个人的民族气节,但是,他不允许这些东西影响他的政治判断。他的判断上一个科学家和一个政治活动技巧熟练的人所做的判断。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来读《君主论》,如果我们将这部著作看作是政治宣传家的著作,那我们就失去了整个问题的要旨。

在这讲座快结束时,我们了解一下在书中提到的君主的行为技巧。以便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这部《君主论》。

1、关于恶行:第十五章(74-75

君主如果表现出上述那些被认为是优良的品质,就是值得褒扬的。但是,由于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些,君主既不能全部有这些优良的品质,也不能够完全地保持它们,因此,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

还有,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任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察觉某些事情看来象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坏事,可是如果君主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

2、关于慷慨和吝啬:第十六章

1)君主的慷慨往往会损害很多人,而受惠者却很少。慷慨导致贪婪。

2)吝啬是君主成就伟业的条件。“因为他不用加重人民的负担。这样,他对于一切人都是慷慨的,只是对少数人是吝啬的。所以,为了不去掠夺老百姓,为了能够保卫自己,为了不陷入穷困以至于为人们所轻蔑,为了不至于变成勒索强夺之徒,君主对于招来吝啬之名亦不应该有所介意,因为这是他能够统治下去的恶德之一。

3)君主要力戒贪婪,因为这会使他得到憎恨、被轻视,从而对统治有害。

3、残酷与仁慈、爱戴与畏惧:第十七章

1)针对少数人的残酷,以免整个国家受到损害,这是更大的仁慈。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的君主由于新的回家充满着危险,要避免残酷之名是不可能的。

2)君主是受人爱戴好呢还是被人畏惧好?

“最好是二者兼备;但是,二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得多。因为,前者取决于自己,后者取决于他人。所以,一位明智的君主应该立足于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于他人的意志之上。他只是要我避免为人所仇恨。

即使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不要为人们所憎恨;被人畏惧的同时又不被人们所憎恨,是可以结合起来的。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不要侵犯他人的财产。人们容易忘却杀父之仇,却不会忘记对财产的掠夺。

4、综合运用人性和兽性的方法:第十八章

1)两种斗争方法:运用武力,运用法律。

前者是属于野兽的方法,后一种方法为人类所特有。

由于法律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武力。因此,君主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的方法和人类所特有的斗争方,即综合运用人性和兽性;如果只有其一,即单独运用二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会取得成功。

2)野兽的方法:狮子和狐狸

由于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震骇。

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单纯,并且是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是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

3)人性的方法;君主要显得具备优良品质

对于一位君主来说,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我所列举的全部优良品质——慈悲为怀、遵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但是,他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我甚至敢说: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却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

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违背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要的话,他就必须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歹之路。

4)群氓总是被事物的外表所吸引:

一位君主如果能够政府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视为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

5、君主要避免受到轻视:第十九章

1)君主如果被认为是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就会受到轻视。

因此,君主必须像提防暗礁一样提防这一切。他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忍不拔等品质。

2)君主务必把担待责任的事情委托给他人办理,而把布施恩惠的事情留给自己掌握。

6、君主如何避开谄媚者:第二十三章

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

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鲜明的君主产生于良好的忠告。

7、命运的力量:第二十五章

1)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留下另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自己支配。

当我们的力量没有做好准备抵抗的时候,命运就显示出它的威力,在那里作威作福。

2)面对命运,政府命运:迅猛的行动,胜过小心谨慎。所以,命运常常是年轻人的朋友。

马基雅维里赋予德、才以全新的政治意义: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倚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发生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垮台。

结尾

《论家庭》译者前言:

命运在意大利文化历史上被看作是一种盲目的超凡力量,它任意地降祸或者降福于人。但丁在《神曲》之“地狱篇”里把命运看作是上帝意志的使者,于是但丁把命运归结为一种超理性的、能准确实现上帝安排的神力。面对命运的任意叵测,但丁提出的弥补办法是提倡对繁荣富贵的轻视,因为这些东西转瞬即逝,不堪一击,所以,他认为人应该追求永恒。

自彼德拉克以来,人文主义者们强调以德才来对付好运和厄运,“好运能让人狂妄而失去理性,厄运能让人绝望、为生存而不择手段,从而失去道德。”

 

 

录音整理者:   钟昌彬 200102

●冷护基  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后

易经、卦爻符与二进制

及其哲学思想探讨

首先,我想问一下有多少同学知道《易经》这部书,请举手(很多人举手);好,几乎大家都知道,我再想问一下大家,知道《阴符经》的同学有多少?4位同学,好!那我再问一下,知道《易筋经》的人有多少(很少人举手)!很少有人知道;那么知道《净士宗》的同学有多少?个人知道;大家不要着急,我想再问一下,知道《精神现象学》的人有多少?一位同学知道,好,下面我再想问一下,有人说《易经》是一部算命用的书,有多少同学认同此说?(很多人举手)那么认为它是一部哲学著作的同学有多少(不少人举手)?好,大家对《易经》还是有一定认识的。

关于《易经》是怎样的一部书,大致形成了三种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易经》是一部占卦卜筮之书。确实,从《易经》整体思想的设计、卦爻辞到其表达所用的言辞,都是卜筮占断之用,如卦爻辞中常出现的吉凶悔厉之类的断辞等,但《易经》到底是不是占断之用,先不忙下结论。

另一种观点认为《易经》是一种古老的辨证符号系统。我们知道“符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我们人类的语言文字;另一类是通常用的逻辑符号。这两大类符号总的来说是为了表达两种概念,一是普通逻辑,一是辩证逻辑。

第三种认为《易经》是中国古老的哲学专著。

《易经》似乎很难让人看懂,很多人将其神秘化。这部书流传范围也非常广,刚才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知道它,街头算命的人也会摆上这么一个八卦图,而刚才所问的另外几部书知道的人却很少。为什么《易经》能够流传的这么广泛?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我想,这首先与《易经》的设计者将其设计成一部占筮问卦的书有很大的关系。

《易经》不是简单的算命,它利用人们都关心自己生老病死,凶吉弊利的自然心理属性,借用卦爻符的表象,来体现它所蕴藏的哲学含义,而刚才所提到的另外几部书实际上都是一些哲学著作。《阴符经》传说是黄帝所著,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它总共才400多字,却没有广泛流传,很多人都不知道;而《易筋经》是将哲学道理用气功这种表象而表现出来的;《净士宗》为佛教四大宗之一,它将禅宗的思想跟佛教的教义完美结合起来,也是一部哲学著作;《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于1834年完成的哲学著作,马克思正是从黑格尔这里吸取了营养而完成他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自称是黑格尔的门徒。但是,这些书都没有广泛流传,这是什么原因呢?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易经》的设计者——中国的古人是具有相当的智慧的,他要告诉你它所蕴含的哲学原理,但又担心你不愿意去学,不愿意去接受,才用了一种“占筮”的形式来表达,所以“占筮”仅仅是它的表象。

当然,占筮也并非完全是缺乏根据。在现实中,当在对未知世界必须作出某种决断时,现代人运用统计数学、群体决策等科学的认识方法来对未知世界进行预测,而古人只好借助于卜筮占断的方式预测。采用卜筮占断方式的结果,吉凶概率各占50%,这要比盲目迷信,被动地求助于不存在的神,要优胜得多;刘蔚华先生曾对《易经》中卦爻辞的吉凶断中的字条作过统计,不吉的卦爻概率很小,占5%,“凶”的概率只占11%,从中可以看出《易经》卦爻辞的作者的良苦用心。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占筮到了最高境界,当你真正理解了哲学的精髓——确立了辨证思维观,那么,你也可以对事物进行科学的预测,这样的科学预测也可以说是一种“算命”,也就是说“算命”达到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境界。你看,天衣无缝。所以说《易经》的设计者达到了一种尽善尽美的境界。

那么,前面提到的另外几本书,特别是《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只管讲自己的理论而不去理会别人能不能接受或是否能够流传下去,因此很多人就不知道了,若干年后会不会失传,很难说。所以,大家首先要知道《易经》不是原始的算命的书,“算命”仅是一种表象,实质上是利用人们这种关心自己生老病死的心理,使她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使其流传下去,从而才会有机会使人们接受其中的哲学原理。

另外,关于《易经》的作者是谁,现在讲的较多的是伏羲,他到底是一个神化的人物呢?还是现在很多人所认为的是中国先进人民的代表,还不能下定论。但据研究,他是生活在公元前6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生活地点可能是长江下游或黄河中下游,他后来成为东夷族的氏族族长。据研究,八卦之雏形由东夷族“始作”,由伏羲汲取百家之营养,经过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而形成的卦爻符号系统;我们知道,《易经》在最早的时候是没有文字的,仅仅有八卦卦爻符,据说这种卦爻符一直流传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时候,周文王为了能更好地解释八卦卦爻符所要表达的文理,才为其配写了卦爻辞。孔子说:《易》有大德。当是指卦爻辞中蕴涵的平等思想。

卦爻符号系统是一种辩证的符号系统,而且,此系统本身即是二进制算法(在黑板上画出八卦符号),在最早的时候,仅有这样一个符号,后来才加入一个次序,叫作: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些符号一直流传到1701年时,被莱布尼茨的朋友——白晋在中国传教时发现,据说此时莱布尼茨正准备解决二进制问题,白晋将在中国发现的八卦图和六十四卦图寄给了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看懂了此图,说此图中包含了他想发明的二进制思想,而且还致信给康熙皇帝并由白晋带回,说他发现了中国人在八卦图中隐藏的秘密,并要求加入中国籍。此例也旁证了当时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可以说,我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领先了世界4800年(鼓掌)。也就到了1750年以后,由于西方蒸汽机的发明,使中国慢慢地相对于西方开始在技术上落后,从1800年以后,西方想瓜分中国,首先在舆论上,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开化的民族。可以说,在1960年以前从来没有人否定莱布尼茨所说的二进制与八卦图之间的关系。

1945年发明了电子计算机,计算机的数学基础是二进制理论,整个西方在探讨二进制的发明者的时候,发现了莱布尼茨述及到二进制与中国八卦图之间的关系,此时,英国一汉学家葛兰氏怀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在60年代以后,著文否定了八卦图与二进制之间的关系,认为八卦图中的二进制关系纯属巧合;这一结论又被国内学者不加分析地接受并滥为引用,干扰了人们的视听;葛兰氏之所以这样制造谣言,在下窃以为他认为如果承认了二进制是中国人发明的话,那么对中国人的“愚昧落后”的论调,所谓“白种人如何如何”就抽了筋,这才是他的真正的意图,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讨论八卦与二进制的关系有振奋我们民族自信心的作用,特别是在现在。

这些符号: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个顺序,流传了大概三千两百年,那么,在这些符号里,大家有没有看到一种“变化”呢?对,是一种“变来变去”的变,这样的变化有没有规律呢?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微妙的关系,但近八十年的易学家没有发现这种关系,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想当然地用“用1表征阳爻,用0表征阴爻” ,然后发现伏羲六十四卦图呈现规律性的排布,而且是倒过来的二进制关系,所以有人就下结论,认为卦爻符中含有二进制的胚芽,但尚未形成二进制。遗憾的是,现在几乎所有的书都用阳爻代替0。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一个原始的问题:为什么要用“1”和“0”来代替阳爻和阴爻?是因为我们大家对阿拉伯数字比较敏感,仅仅是用“0”和“1”代替它来说明问题。其实,八卦图中的阳爻和阴爻本身就是二进制的递进关系,它本身是不需要代替的。为什么要代替呢?是因为我们对那个阳爻和阴爻不习惯的缘故,仅此而已!卦图符号系统本身就是二进制,遇阴爻则进位,遇阳爻不进位,阳爻遇阴爻和“0+1”是同一个道理,根本不需要用“0 + 1”来代替,你怕别人不习惯用“0”代替也可以,但不能莫名其妙的用“1”代替阳爻,却反过来说我们是反的,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理解?理解了?好!

什么是二进制,大家可以查计算机相关资料,二进制的先决条件,第一是有两个数“0”和“1”,我们也可以是阴和阳,第二是逢二进位,我们也可以逢阴进位;不能说二进制只能用01表示才是正确的吧,由此看来,我们的古人发明了二进制,莱布尼茨是自己发明了二进制还是受了我们古人的启发发明了二进制,已没有必要去搞清楚,但至少我们比他早了四千年,大家一定要坚信二进制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很了不起,中国人的智慧,在当时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那为什么葛兰氏要否定我们,实际上就是我前面说的,他是有一种所谓的“白种人优于黄种人”的想法,他认为自己很优越。我们知道,人种基因的变化是万年作为一个阶段的,六千年以前的人这么聪明,从基因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代人也肯定具备这种天赋,而西方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例如,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西方人讲“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怀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中国有一大批的易学研究者应该说是干扰了我们的研究视线,也将中国人的智慧蒙上了阴影。

下面我接着说太极图。太极图据说是作于汉朝,一直藏于四川,到宋朝才被人发现,刻在华山上以发扬光大。大家能不能从中看出什么来?它也是乾一、坤二、震三、巽四、艮五、兑六、坎七、离八,有没有人能看出他的变化规律?有没有人能够发现它和八卦图的次序是相反的?对,它也是一个二进制的递进关系,从这个角度讲,古太极图的发明者肯定是看懂了伏羲八卦中的二进制关系,然后反其道而行之,作出了古太极图,同时中间又画了八卦鱼这个符号。它很有意义,有时候,我自己想想在做一些事的时候,有些急于求成,但是从太极图上可以体悟到,任何事物在发展的初期会发展很快,可到了后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会变慢,不会一直沿着直线发展,到了最后只能沿着外沿旋转。据说爱因斯坦看到了我们的古太极图后讲了一句话:“近现代的科学技术似乎就是为了表达东方人的思想”。此话一出,引起世人对东方文化的关注,爱因斯坦曾提出一个“有界无边”的宇宙模型,很多人就认为宇宙怎么会既有界又无边呢?我认为爱因斯坦是受到了我们古太极图的启示才设想出宇宙模型的(众人笑)。你们想一想,所谓“有界”就是它是一个圆,“无边”就是圆在沿着外围慢慢向外扩张,哪里有边?而现在所拍到的星系爆炸图都是螺旋方向的,为什么?在星系爆炸的后期,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不可能沿直线运动,只能沿着这个螺旋方向。所以太极图道出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任何事物到一定程度不能着急,欲速则不达。据说黑格尔也看到这副图,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写完以后,他认为他掌握了宇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他认为东方人没有哲学思想,东方人头脑中仅有一点点朦胧的辩证色彩。在他看到这副图后,他发现这张图里学问很大,而且表达手法比他的思想要简洁很多。大家看,各卦爻之间都是相互对立的,而且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蕴含着肯定与否定,量变到质变的思想,所以说它是一个辩证的符号系统,不是 a>b>c”的符号关系。

大家所看到的八卦图和太极图足以证明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二进制,葛兰氏所谓的“碰巧”的概率有人算出为1/10147,在这种概率下发生这种碰巧的事件,所需要的时间比地球的年龄还大,这怎么可能是一种凑巧?

当然,二进制仅仅是表达它的现象而已,明末湖南哲学家王夫之曾说过“先天易符号二进制位是个简单的事实,过分纠纷其中会失忘《易》之本意,教童知之相乘之法则可,而与天人之理毫无相干,不可以算士、铁、积、掇、有效无收之术,以乱天地之位也。”在他看来,先天易中的数学关系仅仅是“铁积掇,有效无收”的雕虫小技而已,与大道无关。若过分追究其二进制数学特性就会迷失诠释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很多人整日沉迷于二进制,排列组合之中,而忘记了《易》之本意,意之大意。大意到底是什么?《易经》是一部哲学著作才是他的本意。

现在通常的说的《易经》包括夏朝的《易》,商朝的《易》和周朝的《易》。夏朝的易叫做《连山》,商朝的《易》叫做《归藏》,周朝的叫做《周易》,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由于我们在汉代以后都比较注重《周易》,所以夏商之《易》就都忘记了。后来,马王堆出土文物中发现了记载有关《连山》的内容,此后,人们才开始研究它。我们所说的《易》中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经》中包括卦爻符和卦爻辞。《易传》是孔子周游列国以后教授其弟子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中的一部分。《易》是必修的一门课,上课过程中孔子的自己感想以及他学生探讨的感悟汇成一部专著,即是现在所讲的《易传》,《易传》只有十篇文章,所以《易传》是解释《易经》的。到了汉代人们又解释《易传》,一直从三国的魏,至宋、元、明、清、近代的研究都是解释《易传》的《易学》。

首先从卦爻符的角度来看,他第一个所要表达的思想,用现在的哲学语言来讲叫做“对立统一”,在上古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古人很了不起,中国没有上帝说,没有上帝创生说,《彖传》有“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说法,先哲从人类自身的男女构精而繁殖后代的简单事实中受启迪,推及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是“天地氤氲”的结果,“氤氲”这个词我们很多人都不熟悉。氤氲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名词,意即万物由相互作用而变化生长之意,实际上我们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哲学是由西方传进来的,我们古代叫义理,而氤氲这个词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对立统一”的意思。人的思维如果没有理性的东西来训练的话,是不可能达到质的变化的;过去常有人讲“可以遇到一千个学者,但遇不到一个智者”,此话令我很疑虑,这个智者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有的人很有头脑?我在南京与许多文科的同学接触时,总感觉他们的思维没有明显的改变,似乎与真理永远擦肩而过,这些到底是为什么?有一次我在东南大学听到一位哲学系的老教授讲了一句话,他说:“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首先要看懂恩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如果不经过《精神现象学》的思维训练过程,就达不到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境界。”如果要接受恩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从某种角度上说还要接受古希腊哲学史。我记得有一次开会时,我讲了一句话:“如果中国人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就要去弄懂黑格尔,还要去弄懂古希腊哲学史,那这个任务对中国人来说是难以完成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可以先了解我们的《易》学哲学史,从周朝开始到汉代、宋代、明、清,一直到近代已经形成了一个“易学哲学史”,消化掉《易》学之后再接受“诸子百家”的熏陶,再进行现代科学的思维训练,我想应该是可以达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程度的。所以说《易经》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训练人的思维。

第二,易经体现了一种辩证思想,这也是很了不起的。我们大家知道,西欧从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经历了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到了黑格尔的时候,才有了比较系统的哲学思想,实际上黑格尔所接受的是一千三百多年以前的古希腊哲学史。《易经》中所表达的辩证法思想是深邃的,易经也叫《变易》、《不易》、《简易》,这个“易”字很了不起的,只是大家都习以为常。在古代这个易字和现在的易字基本意思不变,这就说明中国三千年的文明没中断过,这在全世界是罕见的。“变易”说明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不易”说明事物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变的;“简易”说明任何事物的发展总会从繁琐到简单,繁琐是一种肯定,简单是一种否定,从原始的简单再到繁琐。

《易传》讲的很清楚,首开篇便是一阴一阳谓之道也,意思是任何事件都是由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组成的。“孤阳不存,孤阴不生”,正是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才使事物发展变化,中国古人已经从这种简单的事实推理出事物发展的规律,而这种简单的事实很多人却视而不见。西方人也是,就认为万物是“上帝创造的”。这种对立统一、发展变化的思想贯穿在《易经》和《易传》里面。“否极泰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都说明了阴阳万物既对立统一,又相互转换。另外,在我看来,卦爻符号中也有对立统一的思想,古人真是不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卦爻符以前是什么?在没有卦爻符以前是一个“空白”,在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为了启发人的智慧,出现了这个“符号系统”,“符号系统”存在的目的是相对于“无”,相对于“空白”而来的,本来表达清楚即可,而无须再解释了,问题是许多人看了这个“符号系统”之后看不懂,甚至有人怀疑其中的规律是否偶然?就像是海豚会救人一样,是不是一种本能?我想也有一部分人会想“这个反映了什么呢?”这部分人把前面的空白给忘记了,把现存的卦爻符当成是初始的了,便看不懂了。像我们同学学古筝、二胡一样,“发声”的目的是为了体现“无声”,“有声”的目决不是为了有声而有声的,真正到了无声的境界任何美妙的声音都有了,任骋想象,所谓“至乐无声天下民和。”但要达到无声的境界,必需要经过有声的训练,这也是否定之否定。后来有了文王演八卦,所谓后天八卦图,大家能不能从后天八卦中找出规律?其实后天八卦一点规律都没有,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其中的内在联系,希望能找到一些乘法、除法上的规律,但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后来突然想到,它本身就是没有规律的,前面不是有人说那种规律是本能吗?那么我再告诉你一个没有规律的八卦图以体现那种规律,对于“空无”来说这是否定之否定,它使你感觉到了其中的变化。否定的否定之后,文王又演绎了一个六十四卦,“八卦相错,即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也是一个二进制关系,并且也是有规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就足以说明发明卦爻符的意图了,也就是充分地体现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对立统一的,都是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的,但这种体现是很深奥的,有些人理解不了。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就给八卦配上了卦爻辞,文王配了卦爻辞以后,很多人又看不懂了。之后孔子等及其弟子对卦爻辞进行解释变成《易传》,后面的人对《易传》又进行解释而变成《易学》,这种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解释是一个否定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今人智慧还没有古人高的过程,还没有达到“简易”的境界,所以我们现在人的智慧是越来越降低,结果肯定是很简单的。而现在对《易经》又有这么多的解释,肯定是没看懂,所以这个过程是《易经》的一个否定阶段。

第三,《易经》体现了其作者的政治思想。“政治”二字中国以前也没有,“政”是用一定的方式来治,可以说是统治阶级的规定或法律。“治”就是管理或教化,《易经》渗透着作者的政治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民本”思想,从《易经》本身作为占筮之用上,也体现了其中平等的观念。因为无论对于统治阶级、贵族还是平民,都会遇到凶。并不是说是贵族,是统治阶级就只有吉,没有凶。这个思想很简单,却用心良苦,谁也觉察不到,所谓“圣人之象大而无气”就体现在这里。

还有在卦象里面,《易经》中出现的占筮:大忌、无吉、有利、吉祥、无惧、无悔、不利,有专家统计发现比较好的占筮占71%,不吉利的占29%;真正的凶只占11%。而从实际中来看吉凶应该各占50%,所以说《易经》设计者的意图并不是教人来算命,而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当你达到这一高度之后所形成的对事物进行判断的能力。在损卦和益卦中也体现了其民本的思想。损卦是文王所写,其中有“损下益上,其道上行”,这里面“上”是指统治阶级,“下”是指民众。而《益卦》中的“损上益下,民说无疆”是说如果你损害统治阶级利益而维护老百姓的利益,那么老百姓高兴,自上而下起到大光,即整个是光明一片的。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后面流传的“民贵君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思想意识都是从这里面传递出来的。这个民本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影响有着相当大的意义,就是现在也是一样,在我们国家真正有学问的人,他们绝对不会脱离群众,真正有学问的人会“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易经》中也体现了伦理道德观。当然,真正的民本思想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也就是说唯物史观最重要的一点是发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规律。 顺便一说,这一规律中国人没有发现,我曾长时间觉得非常奇怪,也非常懊恼,中华文化美伦美奂,精美绝伦,就没发现这个“质”,被马克思发现了。但是中化文化还是相当了不起,中华文化绝对不是封闭的,发现了正确规律后,马上就把马克思主义引过来,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为人民服务与中国的民本思想都是有着惊人的一致。

《易经》里的民本思想很可贵,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坤卦里面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这句话讲人应该怎么做,即方式、方法;用政治思想来约束人的道德行为。在后一句根本没有说你不能杀君,而是因为此非一朝一夕之原故。故作为君主,你应该了解人民为什么要杀你。这个思想是非常平等的思想,在2000年以前非常不容易,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履卦中说:“履霜,坚冰至。”“履”就是指鞋子,踏霜地的时候你就考虑到后面坚冰至,也就是要及早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事物作出预测。《家卦》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家人,女主位乎内,男主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义也。”“女主内男主外”就出自此卦。男女讲平等绝对不是把原有的规范否定,造成一种秩序的混乱,所谓“天之大义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每个细胞都不能正常工作,那你的身体怎么能正常呢?现在把细胞说成是微循环,即第二心脏,你的第二心脏都不好,那么你的大心脏必将会有问题。

下面我要给大家看一段黑格尔的讲演录:“我的精神产生了精神,但从精神自身中创造出来的东西,精神所认为是这样的东西,应该从多余普遍者的精神和普遍活动的精神中产生,而不仅是从欲望、爱好、兴趣、任性、目的、适应中产生出来,后面的东西对自然、繁殖在我们内部,但他们只是在自然的帮助下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你看,语言艰涩难懂。列宁是先看懂了黑格尔而后才懂了马克思主义,他自己看得懂,而且看得津津有味,并写过这样一条评语:“聪明的唯心主义要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能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这句话可以这样来理解,“聪明的唯心主义”可以用“辩证的唯心主义”来代替,“愚蠢”可以用“形而上学,不发展,僵持,不动”来代替。但是语词难以理解,反过来可以看出中国《易经》很了不起,大家都知道有此书,它只在等待一个或两个人去接触它,了解它,读懂它的哲学思想,达到一种理性认识的高度,然后开辟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为社会带来财富。我想,这就是《易经》的真正目的。

最后我简单介绍一下怎样来读《易经》。首先,如果了解到卦爻符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就是一个二进制递进关系,掌握这个二进制的关系了解卦爻画的涵义即可。其次,从其整体思想是表达唯物观、辩证法,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这三个角度去看,你就会发觉此书非常简单。最后,看《易经》时,先读卦爻辞,看不懂?就看《易传》,有些示意文字,你可大体看一下。还看不懂?就放一放,另外再看,同时不要忘记作笔记,可以先找一本《周易》系统地看一遍,再找一些论文来看一看。总的来讲《易经》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看完的,可能要经常看,放在身边,有事无事拿起来看一看、想一想,需要理解一辈子。从象图中,我们要遵循阴爻称六,阳爻称九,自下而上的顺序读,以期将作者的设计思想通过象和义准确地体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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